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甲午战争是康有为人格观的转折点。甲午战前康已开始接触西方近代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但究竟如何与中国改革实际相关联，当时并未涉及。甲午战败使康有为深感国民主动参与的重要性，遂化合中西，提出了融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人格思想为一体的新型人格观。(吴乃华《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1995第8期)吕明灼认为，康有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促进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二是提出了“大同”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超前的社会理想；三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托孔改制”，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鼻祖。(吕明灼《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东方论坛》1996第4期)有些学者甚至倡议建立一门“康梁学”，将康有为、梁启超联系起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奥秘隐藏在康粱思想中，抓住康梁思想灵魂即抓住了近代化的关键。(阎丹红《对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重估——“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1期)

关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多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房德邻认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不容怀疑，因为他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尽管康有为解救光绪皇帝的努力没有成功，但再次表明他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和维新派的领袖。(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对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提出质疑，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影响都无关轻重，并不是思想和运动的推动者。他指出，一般历史学者过于轻信康梁自述，往往受制于改革或革命观点偏见，致使康在百日维新中的影响及康与光绪间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张，过高评价了康有为。

作者举出，康有为戊戌奏折只有13折，其中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作者认为，《戊戌奏稿》编者夸大了康氏戊戌奏折的件数，他同意“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大都伪作”的说法(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美国学者汪荣祖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得到光绪帝的重视和信任，从而影响到光绪帝和变法的推行；康党预谋伺机擒杀慈禧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因此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汪荣祖《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学者们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内涵外延予以相当重视。宋德华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宋德华《论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齐春晓对康有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进行考察，探讨了其“富国”、“养民”思想。(齐春晓《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龚郭清指出，康有为心目中的新型近代政治体制，是以“仁——通”为根本原则，以“平等”、“民主”为基本目标，以“议院”为核心机制。(龚郭清《论戊戌政变前康有为的近代“政体”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崔波、尚新丽对康有为《大同书》文本进行解读，阐释了康氏的大同社会理想，认为，康的大同思想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养分，同时糅进自己的政治构想，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远景。

康有为《大同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最高政治纲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对维新运动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崔波、尚新丽《论康有为《大同书》的社会构想》，《南都学坛》2000年第1期)

齐春风分析了戊戌变法后的康梁关系。二者之间出现了学术思想上的分野和政治见解上的乖异。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思想发生转变，与康有为的学术见解分歧日深。首先对康一贯提倡的尊孔保教论明确表示反对；其次对康一向坚持的托古改制也逐渐视为陈词滥调；第三对康有为自视甚高的“大同说”不能苟同。二人政见不同集中表现在对改良途径的不同选择。康认为改良必须在保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皇帝牌位不能拿掉；梁则对清廷没有那么忠心耿耿，认为只要能达到改良社会目的，厕身于何种政体并不要紧。在辛亥革命事实面前，梁启超很快表示赞同共和。(齐春风《论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社会科学辑刊》1997第6期)

江峰、汪全模指出，康有为的尊孔言论一方面不自觉地迎合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对袁世凯军阀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未与袁世凯同流合污。但他并未能够从中汲取教训，而步袁世凯后尘，积极支持张勋复辟，成为帝制复辟的帮凶。康有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又热衷清室复辟，除个人恩怨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及文人理想主义是其主要原因。(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