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制度化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儒家的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被割断，进而造成了儒家“魂不附体”的状况。然而一部分富有保守情怀的中国精英分子，意识到儒家的意义系统对于变乱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一直试图仿效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政教分离的方式，将儒家教会化，为失去制度性支撑的儒家寻求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权力而对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发生实质性作用的“孔教”。在这场儒家制度化重建的过程中，康有为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作为近代以西方政治模式为目标的改革运动——戊戌变法主要策划者，他对于传统经典的大胆解释及提出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政治架构的种种主张，既引发经学内部古今文之间的争议，也与影响到官方解释体系的正当性，因而招致多重猛烈攻击。其次在辛亥革命后，他所提出的儒家宗教化的主张，又遭到科学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彻底否定，作为保皇势力的代言者，他与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孔教国教化的努力，均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因而导致其宗教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民国前后的孔教会的活动无论是其目标还是反对者的立场均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本文分两个阶段来讨论康有为及其弟子在建立孔教会中的活动。

第一部分:孔教和变法——民国前的康有为与孔教运动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争议性的人物，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的“革命史”倾向，于是康有为的改革虽被肯定，但作为其改革的基础的文化观念却长期被视为是保守和落后，特别是其对于君主立宪制度的坚持和对于儒家改革的方案，也就是孔教设想，始终缺乏严肃的研究，这一点或许已被敏感的梁启超所预见。“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盖中国思想之自由，比赛者已数千年，稍有异论，不曰非圣无法，则曰大逆不道。即万国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狱中，而马丁·路德所以对簿法廷也。以先生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呜呼，此先生所谓为先生欤。”[1]

不过，100多年后，一部分人又开始以康有为的孔教立场开始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并提出了“建立孔教”等具体的儒教复兴方案。[2]因此我们现在来反思近代以来孔教会的历程，不仅具有学术史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探讨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新的发展空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的孔教构想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就已经存在着以西方教会体制的方式来重构儒家的想法。[3]而康有为之将孔子塑造成教主，一方面是强调本土的价值立场，但这种本土的形象恰好是要利用西方宗教的模式来重新“构造”的，因此在一方面是用儒家的价值来抵御基督教的教义对中国的人影响，而这种抵御的方式却是要借助于基督教的形式。对此陈宝箴可以说是一语道破。“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故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赢政、杨广之暴戾，可以无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苏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4]

显然，这种反讽式的选择是基于他的宗教进路。康有为早年受佛教影响巨大，同时又读基督教的一些书籍，借用宋明理学家的说法，算是出入释耶了。梁启超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以故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常乐地狱，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是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然其所以立于五浊扰扰之界而不为所动者，有一术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横逆困苦之境，辄自提醒曰，吾发愿固当如是，吾本弃乐而就苦，本舍净土而住地狱，本为众生迷惑烦恼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当愍众生之未觉，吾但当求法之精进，吾何为瞋恚？吾何为退转？以此自课，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养，实在于是，先生之受用，实在于是。

先生于耶教，亦独有所见，以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愿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虽然，先生之布教于中国也，专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弃，实民俗历史之关系，不得不然也。”[5]

梁启超说康门弟子在万木草堂期间有意仿效传教士的传教行为，或许能断定他们师徒在教学过程中讨论过传教的问题，康有为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论证了孔教之所以传播不远，没有出现释迦牟尼这样的人的原因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康子内外篇·地势篇》中说:“故曰: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也。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数千年未闻有如佛之高僧，耶稣之神父，投身传教于异域者，盖地势使然。人民感其气而生，无以易之也。惟日本高丽困我孔子之教者，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既复矣，气既薄矣，不能复生圣人。而江河二川，长流东驶，有飞渡之势，水流所趋，染荡自致，此日本所以困中学也。若印度则为昆仑中龙，故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学政教，川原并衍八千里，故使其多仁而平等也。中国地域有截，故古今常一统，小分而旋合焉。故古今常为列国，即偶成一统，未几散而为列国焉。其师之教亦祀佛之说，而以平等为教，亦以地气为之也。夫敛者、聚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散者、辟者、仁者，皆荡而出外之意。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氏、耶稣，泰西而能肆行于地球也，皆非圣人所能为也，气为之也，天也。” [6]

按陆宝千的说法，康有为最初将孔子视为“教主”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7]1891年在给朱一新的信中说:“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