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

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

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

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

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

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