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儒学，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批判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但是，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不等于弃置不顾，而是进行严肃审慎的选择、改造和继承、发展，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向现代转化，从而把传统与现代社会和谐地衔接起来，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于建设和发展现代新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要做好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改造和继承、发展，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百年来，我国有不少的社会改革家、思想家和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为今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本文仅就康有为在近代社会变革时期，对于传统儒学所做的适应时代环境需要的变革和利用、它的形式和特点，以及他对于吸收西方文化与保存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做一些简要的考察，作为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时的借鉴。

一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以托古改制，借用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孟学说，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理想，推进其社会改革实践而著称于世。他一方面在宣传那些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时，总是引经据典地到传统儒学孔孟学说中去找寻合适的语句，为它们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并以此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促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为它们穿上一件现代的时装，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完全符合时代的潮流。可见，康有为在把传统儒学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联系起来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康有为特别强调，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亦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它是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肩负着开发和实践儒家孔孟“微言大义”的历史重任。他的大弟子梁启超解释“微言大义”之意是:“俟圣不惑在大义，因时变通在微言。”①所以他说:“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②他还进一步说:“圣人之意”是“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因此“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③可见，康有为对儒家孔孟学说所做的各种新的解释和发挥，并使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相符合，即是按照其阐发和实践孔孟“微言大义”的精神行事的。

康有为认为，“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④然而，“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盖二千年矣，”⑤所以他要对它发明之、光大之。他对孔子之道曾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发明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⑥从这个简要的总介绍中，人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完全是以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去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的。

以下，我们列举一些具体的论述，来看一下康有为是怎样从各个方面把孔孟学说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连接起来的。

康有为认为:“孟子言治天下，皆曰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⑦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孟子对齐宣王谈关于“国君进贤”的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康有为认为，这段话就是“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他还具体解释说:“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顾问官也；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接着，康有为进一步发挥道，孔子在《尚书》《洪范》中所讲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以及《尧典》中所讲的“谘四岳”（访问四方诸侯），“师锡帝曰”（系臣向尧提建议），《盘庚上》中所讲的“命众悉至于庭”（把众人叫到王庭来咨询）等等，“皆是民权共和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⑧他还引《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文说，“民权岂非吾先圣之大义哉”。⑨对于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⑩他更是一再指出，说:“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并且籍以发挥说:“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①此外，对于孟子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他解释成是:“共和之民，选总统也。”②对于孔子讲的“其争也君子”，他则认为是讲议院的党人之争。甚至断言说:“故议院以立两党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③，总而言之，经过康有为的以上发明，儒家孔孟学说俨然成了民主立宪理论的创立者和鼓吹者了。

在康有为看来，儒家孔孟学说中也充满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如他说:“《论语》曰:‘仁者爱人’，‘汎爱众’，韩愈《原道》犹言‘博爱之谓仁’；《大学》言‘平天下’，‘絜矩之道’，《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④关于‘仁’为‘博爱’之义，康有为在许多地方都反复予以申明。如对“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语，他就着重指出说:“盖非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⑤又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⑥梁启超在叙述他老师的思想时曾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国家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其哲学之本，盖在于是。”⑦由此可见，仁与博爱实在是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中心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