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对于儒家学说的猛烈批判，始于五四时期。这场批判从学理上说，进行的并不深入，感情用事的批判大于对学理的深究；慷慨激昂的政治立场多于心平气和地分析梳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得到康有为的支持，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或“孔教”，并要将“孔教”立为国教。于是，几乎所有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进步人士，都把“孔教”当成是袁世凯的一丘之貉。批判复辟、二次革命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把“孔教”一起捎带进去，“孔教”很自然地成为站在复辟一方的反动思想，政治立场便决定了学术研究。

袁世凯复辟毫无疑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表面上看，康有为提倡的“孔教”也是摇旗呐喊的成分之一。但是，事隔近百年后，我们应该仔细区分一下:在“孔教”参与袁世凯复辟的举动中，错在康有为，而不是儒学本身。并且，我们尤其应该明白，康有为将儒学推崇为“孔教”，恰恰是向西方错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儒学本身的必然。正是因为康有为盲目地学习欧洲，利用了传承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使得儒家学说遭受了一次最大的冤枉。如果没有康有为以西方模式错误地“改造” 儒学，大概不会有五四时期对于儒学的猛烈批判，也不会有后世很多人对于儒学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

康有为从清朝晚期就目睹中国地位的衰落，成为革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从康有为时代开始，对于中国应该如何进行变革，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即便同为革新派，各人的未来蓝图并不一样。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康有为试图变革改良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他的手段却有问题，尤其在针对儒学这一问题上，康有为借鉴西方错得十分离谱。

康有为认为，西方的强大是因为有基督教（为了避免麻烦，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以下都统称为基督教），于是，他想让中国也具有类似西方基督教一样的国教。但是，针对中国的现实，又不可能全部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因此，康有为便想把儒学上升为“儒教”或“孔教”。康有为参照耶稣，企图将孔子变成教主；康有为参照基督教规，试图设立“孔教”教约；康有为参照罗马教皇，企图将曲阜孔家后人立为当代主教；康有为参照欧洲传教士，大力提倡“孔教”的传教等等。

康有为向西方学习的做法，遭到来自几个方面的反对。首先，西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进步人士，最先站出来批判康有为。他们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强大，关键之一在于摆脱了基督教的愚昧统治。而康有为企图用基督教的方式，在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的政体，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同时，启蒙思想倡导信仰自由，康有为借助基督教传统，将“孔教”立为国教的做法，也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

其次，批判康有为的声音，也来自真正的儒家学者。儒家学说从本质上说，从来都不是宗教。虽然在儒家学说发展的历史上，的确有人试图将儒学变成宗教，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被真正的儒家学者接受。因而，当康有为照搬西方的方式，企图将儒学改造成“孔教”时，有儒家学者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将儒学和基督教混合之后的“康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也不能说，让中国人全盘接受基督教信仰这种真正的全盘西化，就是最好的选择。站在儒家学说的立场，“信仰自由”从来就不是问题。儒学是一种世俗社会的理论，在儒学环境中，各种宗教都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历史上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各种宗教同时和平共存，而这一现实，就是倡导儒家学说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康有为引进基督教统治模式的做法，受西方影响的进步人士与真正儒家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儒学与启蒙思想并没有冲突。“以人为本”既是启蒙思想的旗帜，也是儒学的核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与贪婪的冒险家紧密勾结，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和结果。清朝灭亡前后，上至紫禁城里的西太后，下到山泽乡野的平民百姓，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恣意妄为、胡作非为都束手无措，后来复辟的袁世凯对此也有亲身经历。面对西方传教士的种种卑劣行径，晚清以后的中国大致出现了几种做法。首先是清朝政府无能的忍让，早已没有康熙对待西方宗教的坚决态度；其次是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全面投靠。洪秀全批判儒学，投入耶稣的怀抱，也没有被西方人接受，反而遭到西方与清朝政府的共同镇压；第三是清朝政府后来利用本国民间力量“义和团”的对抗。

上述对待西方宗教的忍让、投靠、对抗这三种方式都没有成功，最终产生了康有为设想的“唯一”的可行方式。由于西方传教士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大堆尖锐的社会矛盾，袁世凯与康有为便有了一拍即合的基础。换句话说，他们想在宗教问题上，对西方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认识所能够设想的，对付不断捣乱的西方宗教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

在康有为设计的这个对付西方宗教的方案中，儒学只是被利用的棋子。康有为的这一做法，导致了儒家学说后来100年的新灾难。人们为了打倒袁世凯，便连同康有为的“孔教”一起打倒。在政治斗争的气氛中，没有区分康有为的“孔教”与真正儒学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康有为选择儒学建立“国教”，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假如清朝像元朝一样提倡道教，康有为利用的很可能就是道教。只是因为生在清朝的康有为对儒学了解得更多，才没有将道教列为对抗西方宗教的手段。否则的话，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可能变成“打倒李家店”。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发挥巨大作用的老庄哲学以及道教，之所以没有遭到孔子儒学这样的肆意歪曲和被长期攻击，这也是一个原因。

由于西方宗教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导致康有为等人最终试图用西方的方式，借助儒学来对付左右为难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只是被康有为利用了，最终被歪曲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于康有为“孔教”的批判，其实只是对儒学基督教化的批判。由于这种批判出现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儒学已经基督教化了。从此，这种错觉似乎变成了一个事实。此后，很多对于儒学的批判，都把这个错觉当成了真实的前提。对此，我们不得不说，康有为连累了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