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人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之意。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因少年时代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二章），这一出自弟子之笔的郑重记述，已显示康有为志向远大，所期许之事业亦不在孔子下。康氏自撰年谱，于十九岁之年亦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康圣人”的绰号轰传人口，其中虽不无取笑的意味，在康氏本人，则未尝不私心窃喜。

“圣人”之行事自然非同寻常。康有为在求学时期的狂傲不逊，尚可以才高识精的常人之情推理之；而其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悟道方法，便显得怪异而不可理喻，难怪“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似乎已离疯人不远。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同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造时势之英雄”的“先时人物”（梁启超语）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正是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中，康氏才发见了成为其日后终身信奉不变的思想体系。这些精神的漫游，又都与“圣人”的思绪相沟通。在礼山草堂的初次“绝学捐书”、“静坐养心”，令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次年人西樵山，居白云洞，“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经过此番涤心荡腑，再加以西学的接引，自觉尽采中外之精华的康有为，于是豁然贯通，“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有得”，因而了悟大同世界终必可至，现下则时时刻刻以救世为己任（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躬逢其时。胡思敬称康获闻德占胶州湾后，“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构乱始末》）对国难幸灾乐祸，固然是政敌一方的拟揣、诬指之辞，不足信。而康之出名，确以外患日深为契机，倒也不必讳言。但康氏又并非只是风云际会、趁时而起，作为“先时人物”，他还有见微知著、首开风气的胆识。其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廷，虽貌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关外祖陵崩塌为由，吁请光绪皇帝下诏及时变法，而其实不过是数年来潜心研习所得，一旦而发之。以一名未曾中举的诸生而欲直接奏陈皇帝，又为朝野厌恶的西学鼓吹、张目，其不得达本在意料中，但康氏之为大勇者的品格亦得以显露。“冒死上书”并不是康有为事后的过分渲染，即使是庸人、守旧者口中的“危言耸听”，也还需要胆力方可说出。所谓“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同上）——出自胡思敬笔端的记述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幸好光绪不是昏君，嗣后见康有为第五书中“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也”诸语，心中明白，故不加罪，反大感动，许以“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于是，康氏施展其平生所学的政治机遇终竟来临。

“百日维新”实乃康有为一生最风光的时期。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康有为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的砝码也明显移向康氏一边。此时，光绪的命运已与新政融为一体。到头来，为报答“英主”的知遇之恩，也为挽救即将被扼杀的变法事业，康有为又谋划借袁世凯的新军“兵谏逼宫”，迫慈禧完全放弃控制朝政的权力。这虽是一着险棋，却不失为绝处求生的唯一方策。既是宫中密谋，知情者自是越少越好。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牵扰，或夸大其辞，或有意隐瞒，来自政变一方的可能是诬陷，出于流亡一方的可能有别情，使得这一流产的“前政变”成为聚讼纷纭的公案。书中所收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以及梁启超的《康有为向用始末》、胡思敬的《康有为构乱始末》、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基于各人立场之不同——张、梁为康氏弟子，梁、胡二文则从题目上即构成对立，王氏属于维新派中的与康不合者——诸文不仅自多种角度记录了“戊戌新政”的全过程，而且对密诏及兵谏作了不尽一致的陈述。揣摩其间的缝隙，探究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既然有“素王”之称的孔圣人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康有为之企望作王者师、登宰相位，也应该算是亦步亦趋、心迹相同。只是，孔子尽管可封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诸多头衔，而历代皇帝所承认的“大成至圣先师”名号，毕竟最为人知晓。无独有偶，康有为虽然因倡导变法、力行维新的政治施为而名垂青史，其弟子们却异口同声地礼赞其为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