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资料图）

赵冬苓：既然来参加两会 不能举举手就回去

如果不是因为建言“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赵冬苓这位《孔繁森》和《沂蒙》的编剧，恐怕不会在今年两会被太多人关注。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影视剧作家赵冬苓接受对话时表示，她是从“国五条”细则出台后才开始关注税收问题，已经上交的《终止国务院制定税收议案》咨询了多位律师和财税专家，甚至在提交议案之后，还有人提出修改意见。

从关注税收问题到提交议案，总共不到10天。在这10天内，赵冬苓成为“两会名人”。她说，“突然变成名人了，不太习惯，付出代价非常大，也没什么意思”。

提出税收方面的议案与赵冬苓的性格有关。“我属于比较认真的人，既然来了，不能举举手，投个赞成票就回去。我觉得，这对自己没办法交代。发现这个议题后我蛮高兴，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这一貌似敏感的问题，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赵冬苓带来什么麻烦。“从我提议案至今，没有哪一个领导来找我，说你不应该谈这个问题。”

对话主持：李杨  编辑：石立、周东旭

“国五条”细则出台后才关注税收立法权  至今不到10天

问：自从你提出税收立法权应回归人大议案，最近挺疲惫？

赵冬苓：今天好一点，前两天确实是被媒体围着狂轰乱炸。

问：现在有没有缓过来？

赵冬苓：我昨天已经把议案交上去了，这个事情基本可以告一段落。

问：为什么会提前一天交议案呢？

赵冬苓：我认为这个议案能够顺利提交，进入程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提前提交。

我很高兴做成了这个议案，又有这么多媒体关注，甚至可以说已经引起高层关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朗胜、信春鹰都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也有记者提问时提到了我们这个议案，应该说是现在受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议案。

问：但是昨天的回复没有准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你满意吗？

赵冬苓：这是一个开始，我已经很高兴。人大下放税收授权状况已经持续将近30年，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表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很荣幸。没有时间表，我也能理解，因为是刚刚提出来嘛。进步总是得慢慢来，不可能马上改变。

问：你是否担心在这五年时间里，这个议案会逐渐被人遗忘，不再关注？

赵冬苓：我觉得不会。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因为这个（税收）引起的，英国革命也是税收引起的。税收问题是国家命脉，关系到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大家可能就会持续关注。我相信，即使没有我提的这个议案，人大早晚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过去那样收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人大也在2000年通过《立法法》，其中明确提出税收要经过立法。国务院是行政部门，如果不经过立法，行政部门自己收钱自己花，肯定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只是时间早晚。

问：从发现这个问题到形成议案，经历了多长时间？

赵冬苓：至今不到十天，我是从“国五条”细则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大家都会去问，你开会带了什么议案和建议，我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过，如果我没有什么成熟议案就不带，认真开会、认真审议、认真对待每一个议程，也是履职。我之前关注的是空气质量、地下水污染以及尘肺病问题。我自己还带来了一个关于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意见，这个议案是我自己提出的。

从提议案至今没有一个领导告诉我不要谈

问：很多专家认为，部分税种的征收可能是的违宪的，你怎么看？

赵冬苓：我不想谈得太深，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弄得过于明白。我觉得，不能说原来的暂行条例不合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权力（虽然）属于人大，但是人大可以授权。所以，我只是提出，希望终止授权。媒体总是希望把问题挑热，说政府这些年违法收了多少税。但我认为不能这么说，因为是人大授权给了政府。

我认为，各项法律都建立起来了，应该根据《立法法》把权力收回来，由人大行使。何必激化问题呢？关键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批判政府。权力主要是约束，不约束权力它不会自己收回来。

我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窃不通。正好“国五条”细则在两会前颁布，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城市为房子都出现离婚潮，这个现象引起我对税收的关注。我不懂，就去问律师，他们回答我，这个税实际上是合法的，就是个人所得税的一种，只是过去一直没执行，这一次国务院强调收紧，所以反应就比较激烈。

自此，我就想了解整个税收的立法情况。后来律师们又帮忙找了一些税务专家，我才知道来龙去脉。我提出的这个议案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先就“国五条”问题询问了杨学林律师。他答复我，“国五条”不是新税。后来周泽律师帮我联系刘剑文先生，刘剑文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财税专家，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非常清楚。我觉得我只是起了传声筒作用，把议案带到两会上，然后被媒体关注到，进入公众视野。我在税收方面其实知道的很少，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说对了一句话。

我说，我是新代表；他们说，正因为你新，所以你不知道深浅。我说，我不是法律界人士；他们说，正因为你不是法律界人士，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其实情况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从我提议案至今，没有哪一个领导来找我，说你不应该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是媒体对我狂轰乱炸的采访。这件事本来就不敏感，因为我没说政府收税不对、不合法，我只是希望终止授权以后把税收法治化，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媒体总是说我在批判“国五条”，说政府非法收税，老往这方面扯，反而使问题变敏感了，使我有点紧张，所以我就提前把议案上交了。

问：你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议案全文？

赵冬苓：我想会是两会结束后，我也希望议案按流程平静地走到它该走的地方，也不愿意中间节外生枝。

我和那几位专家对议案进行了反复修改，甚至于今天已经交上去，广东方面专家还说有几个词不合适，是不是还能改。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抱有期待，特别是税收方面的专家，都觉得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渠道提出来。

昨天我和政协委员朱征夫一起做节目，朱征夫在上一届政协就提出这方面的提案，但政协关注度和效率都不如人大，因为政协委员没有投票权，政协也没有立法权。最后，人大法工委给他回了一条--“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就没下文了。

我们起初起草的议案很长，设想到方方面面，后来就改成只提一个问题--“让立法权回归人大、终止授权”，字数只有两千来字，打印在两页A4纸上。这样一来，一句话就能向公众讲清问题，公众也容易关注。如果具体讨论这个法应该这样，那个税应该那样，公众反而记不清。但是这两页纸里所有的数据都非常准确，数据都是从财政部网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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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参加了两会 不能举举手就回去

问：你好像是突然进入了公众视野。

赵冬苓：对，突然变成名人了，不太习惯，付出代价非常大，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既然当了人大代表，就得认真。我在完全没想到的情况下，突然变成全国人大代表。在家时，一年到头不出门，所有通知找我，我都撒谎，说在北京。单位也挺纵容我，都知道我在家写作。这下要拿十多天的时间开会，对我来说是纠结的。

编剧的生活很宅，我又是最宅的。如果我不是每天出门散步的话，可以整年不出门。今年我是年初三开始工作，算是开工最晚的一年，一般都是年初二，我去孩子的奶奶家，又去孩子的姥姥家，所以耽误两天。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宝贵，这次一开十来天会，自己的事什么都不干。

但我又属于比较认真的人，既然来了，不能举举手，投个赞成票就回去。我觉得，这对自己没办法交代。所以，自从知道当选人大代表以后，我很认真地在想，应该做什么，所以发现这个议题后我蛮高兴，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也对媒体说，如果五年把这事做成，我会很有成就感，觉得为中国人做了一件好事；如果做不成，起码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辜负这一届人大代表任期。

就是凭借这种心态，所以我做了。其实也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帮我，我也做不了；没有联名代表们签字，我也做不成，他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敏感，毕竟是面对国务院，但大家还是签字了，所以我蛮感激的。

我觉得，单靠我自己，是做不成什么的。

问：你怎样看待“公共知识分子”？

赵冬苓：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意见领袖、公知，我确实不是这样的人。尽管我偶尔在微博上发言，也是忍不住了，因为我有时也比较感性。我是有洁癖的，我认为被别人用脏话骂是不可忍受的一件事，但这种事在微博上常见。我一开始是拉黑名单，但后来拉不过来，一旦捅了敏感话题，会被成千上万的人骂。

在网络上每当发表一个意见，左派、右派都来绑架你，都希望你把他们的意见带到人大来，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我是一个没立场的人，只是就事论事，比如说收税要合法，就得走立法程序。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我肯定会当律师

问：你这么宅，也会每天上网关注时事？

赵冬苓：我是一个很关注法律问题的人，对法律有天生的兴趣。我经常觉得生不逢时，假如说可以重新选择，我肯定会当律师，我也一直在关注社会。

你看中国现在这个局势，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如此之大。你得承认，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都在调整，必然是社会矛盾尖锐的阶段，是跳不过去的。但是你得解决问题，否则就可能出问题，只靠维稳是不行的，不但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是稳不住的。

去年一年就发生多少群体事件，我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走法治治国道路，习近平这一届领导人上台后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关注税收也是因为有“国五条”这个事件，但是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必然的，我当人大代表后，就希望这五年能够为推进法治建设做一点事情。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做，直到发现这一议题。

我特别讨厌那种廉价的正义感，特别强调程序正义。我们国家的法律可能更强调实体正义，所以过去的刑事审判书里经常出现一句话“民愤极大”，所谓“民愤极大”，这个人就该杀，其实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在李天一事件上，我也与很多人立场不同，我认为李天一有罪，就该依法判决。但大家就关心，如果媒体不介入，李双江可能就会影响（司法），但我认为应该按法律办。

问：我之前与香港人大代表罗范淑芬谈及司法问题，她说香港的思路是“法、理、情”中法排最前，但内地是先情、后理法。

赵冬苓：这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西方可以废除死刑，它首先有宗教，只有上帝能对一个人做最后审判；其次它讲宽恕，对被害人有比较好的救助机制。在中国，既没有救助机制，也没有宗教.

比如李天一事件也是这样，如果不报道，公众就一点不知情，很可能背后勾兑一下就过去了。现在需要艰难的博弈，而且不能着急，着急也没用。

我看电影不是去受教育的

问：你得奖的作品有《沂蒙》和《孔繁森》，给人的感觉主旋律更强一些，你的笔下又没有“高大全”的人物？

赵冬苓：有，后来包括《孔繁森》到了那种地步，也可能就向“高大全”上走，但是我觉得写人情味还是蛮足。

问：今年的奥斯卡你看了吗？

赵冬苓：得奖那个我不喜欢，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我觉得很一般。

我觉得那就是美国的主旋律，《悲惨世界》我没看完，我评价一般，为什么呢？我更喜欢最早的老电影版。李安的《少年派》我蛮喜欢，但是也不赞成各种各样的解读，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拍得很好的电影去看。

我觉得影视作品最后的完成不是在导演不是在编剧，很多完成都是到了观众那。

问：需要观众自己去解读？

赵冬苓：观众有各种解读，有人对《少年派》的解读太悬了，有些解读太深的我就不看了。

问：你喜欢哪种类型？

赵冬苓：随着年龄增长，我挺喜欢科恩兄弟早年的一些作品，带点幽默，带点喜剧，他们后期的作品太黑色，我不愿意看，太压抑。

我看电影不是去受教育的，人性黑暗是没有底的，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我。我喜欢一些人性温暖的东西，我自己也会写一些人性温暖的东西，太冷酷的不愿意看，还是希望更多一点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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