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范淑芬（资料图）

罗范淑芬：内地反腐不能全靠网络和个人 权力制衡是根本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罗范淑芬在接受对话时表示，内地反贪腐机构很多，法律、法规、守则、纲要也很多，职能分散，同时，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使自由裁量权也不透明。她认为内地反腐不能靠网络和个人，实现制度上的权力制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对话主持：李杨  编辑：石立、周东旭

香港法治优先于情理 与内地“宽严相济”不同

问：在法治方面，香港有何特色？

罗范淑芬：香港是法治社会，可以说我们缺乏人情。香港是法、理、情，内地是情、理、法，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曾经有一个内地法官对我说，一个医生因为药品收回扣被抓，他说没罚他，因为他觉得医生待遇太低，国家投这么多钱在医生身上，因为收回扣就让他坐牢，对国家没有好处，这是体制问题。他认为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要拿回扣才能生活，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不罚，这就是情理法，法放在最后。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但是在香港不行。有一个内地研究生向教授行贿，要求买考卷，当场拿出一万块给教授，教授告发，当场把学生抓了。这个学生真的要坐牢。我们的法理情是怎么补救的呢？在他出狱后仍旧让他完成大学学业，而且没有留案底。香港是法先走，理情排后面，与内地的“宽严相济”就有些不同。

内地反腐自由裁量权过大且不透明

问：你走访过中纪委、最高检、监察部等，能不能简单谈下你对内地反腐的直观感受？

罗范淑芬：我的直观感受是内地反贪腐机构很多，法律、法规、守则、纲要也很多。香港只有两条，一条是规管廉政公署权力职能，一条是反腐败。

内地有很多法规，但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我认为，应该整合所有法律法规，提高法律层次。其次，法律约束力要强一些，比如官员财产申报指引，不报也没什么约束。另外，现在自由裁量权也过大，行使自由裁量权也不透明。

问：香港在这方面，有哪些内地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香港，执法、教育跟预防是放在同一个机构廉政公署下面。要做到不能贪，这是预防；不敢贪，因为执法罚的很重；最后做到不想再贪。所以在执法过程中，要是发觉案子是因为制度存在问题和漏洞，就把情况告诉预防部门，预防部门就去重新检视制度，在制度上去预防，然后教育市民不能这样做，三方面联系得非常紧密。

可是在内地，因为职能分散，我不知道这三方面扣得到底有多紧。

关于自由裁量问题。在香港，要是有人具名投诉，廉政公署判断可以跟进、追问、追查的，一定要立案，不能因为我与被投诉者是朋友，就不立案，而且收案人与查案人是分开的。所以登记的人一定要把所有的登记都按号码登记。如果有些投诉是匿名的，我追不下去的可以不看、不立案，但一定要上级批准。

立了案以后如果不查，要有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廉政公署的人，决定不予追查才可以销案，才能够销案。最近不是有人告行政长官吗？行政长官也不能影响，决定哪一个案该查不查。

内地反腐不能全靠网络和个人 制度上权力制衡是根本

问：最近内地民众利用微博兴起平民反腐行动，比如说重庆雷政富事件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罗范淑芬：微博发挥很大作用，弥补现在监督力度不够的问题。我也提出，加大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权，目前在整个体系里面监督这一块是比较薄弱的，网络兴起弥补了一部分空缺。可是通过网络，只能在看到他戴了一块表之后才能监督，很多隐蔽的事情是看不到的。

问：你觉得这种方式能持续下去吗？

罗范淑芬：微博也有危险，有一些人是恶意的（诋毁别人），因为微博根本就不要实名。所以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不让人随意诋毁官员或者我不喜欢的人。网络也是一个双刃刀，可以好也可以坏。反腐最好还是在制度中，本身有权力制衡，我觉得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

问：甚至在网络上出现了“反腐英雄”这样的说法。

罗范淑芬：有了当然好，可是不能完全靠这方面（反腐），另外，对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被称为“反腐英雄”的，压力也很大。

问：香港有类似这样的个人吗？

罗范淑芬：没有，香港没有这种个人主义，我们是用制度去处理贪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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