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日本留学生教育从学习年限上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进行短期速成教育的速成科以及进行长期正式教育的普通科、专门科和预科。前者是为培养中国国内急需人才而特别设立的，学习时间大约为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弘文、经纬、法政以及实践女子学校和成女子学校的速成科都属于这一类。后者进行一年以上的正规教育，弘文和法政的普通科、经纬的普通部·专门部以及早稻田的本科等就属于这一类。此外，像日华学堂的普通预备科以及东京同文书院是属于为升入专科学校而进行的预备教育，而日华学堂的高等预备科以及早稻田的预科则属于为升入大学本科而进行的预备教育。速成科在1906年以前占主要地位，而在那以后由于对速成教育弊端的纠正，各校纷纷停办速成科，转而设立普通科和专门科。尽管速成教育在一段时间里极为盛行，但也有一部分学校始终坚持实行正规教育。像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以及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就是这样的学校。

从各留学生教育机构的科系设置来看，师范科、法政科、理财科、商业科以及警务科是中心科系。它们培养的都是清政府“新政”所急需的人才。关于具体的教学科目，以弘文学院为例，普通科的教学科目由修身、日语、地理、历史、算数、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图画、体操以及英语等构成，速成师范科则有伦理学、日语、算数、地理·历史、博物学、物理·化学、图画、音乐、体操、心理学、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学校管理、日本教育制度、实习教学等等科目。⑿

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是嘉纳治五郎创建的弘文学院，该学院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本营”。1902～1909年的八年间，该校批准入学的人数达到7192人，毕业人数达到3810人。⒀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的松本龟次郎曾经在这里执教，并以此为契机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中国留学生教育。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五、对速成教育弊端的纠正和日本留学的低谷

虽然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规模庞大，留学生当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但留日学生在总体质量上还是存在着问题。1906年，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考试，一百多人当中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占大多数，但他们都未能通过考试。在合格的考生中，成绩排在前五位的均为从美国归来的学生。

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而且，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也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鼓吹速成，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从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1902～06年，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⒁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⒂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巨大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这种速成教育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批判。清政府为纠正留学政策，于1906年2月发布“选派游学限制办法”，规定留学日本的资格为“中学毕业以上”，进入速成科的入学资格“限于25岁以上，在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同年6月，学部又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派遣赴日速成留学生。日本方面也于1906年至1907年陆续废止了速成科。而赴日留学也随即落入低谷，留学生人数也从1906年开始减少，到1911年降至3000多人。代之而起的是质量上的充实和完备，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从量的扩张开始转入质的提高时期。

随着赴日留学的退潮，日本早期的留学生教育机构也相继关闭，而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活跃在中国留学生教育领域的学校，仅有曾在弘文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的松本龟次郎创设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及为收留孙文一派的政治流亡者而由寺尾亨开设的“政法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

六、民国时期的日本留学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并由孙文创建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从这个时候起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0多年里，尽管随着中国国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时增时减，但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一直都未中断。其间出现了继1905年的留学高潮之后的两次高潮，即1914年前后(5～6千人)以及30年代中期(1935年突破了6～7千人)的留日高潮。⒃特别是1935～37年的盛大局面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因为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第二年1月28日又爆发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上海事变”，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留学生们也极其愤慨，再次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而在此之前，当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实行取缔政策(1905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事件”)以及签订屈辱中国的“对华21条”(1915年)的时候，在日留学生都曾以集体回国表示抗议。特别是日本方面原以为这一次留学生们不会再来了，但在上海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却陆续地又返回了日本。究其原因，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 “为了抗日救国，要先搞清楚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1935年“对日本的货币兑换行情好转(金价下跌，银价上涨)”。⒄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货币制度，因此对中国人赴日本留学比较有利。

根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中“各年度各学校中国毕业生人数一览表”(第138～140页)的记载，从进入民国时期到1937年为止，尽管人数有所增减，但每年都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毕业。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及清末的鼎盛时期(毕业生达六七百名)，但从质量上来看，大学特别是像东京帝大、京都帝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人数(1939年毕业于这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合计达200名以上)明显增加。这也说明清末民初以来中方留学政策的改善使留学生的质量有了提高。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中方关闭了驻日本大使馆及留学生监督处，留学生们也几乎全部回国，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至此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在时隔36年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恢复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据推测，1896～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的人数最少有5万人，最多有30万人，折衷的推测有10万人。⒅

以上简要回顾了清末民初中国人赴日留学以及日本进行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情况。与赴欧美留学的学生相比， 虽然赴日留学生的学习成绩及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略逊一筹，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及业绩不但毫不逊色，有的还十分卓著。除了前面谈到的，在留日学生当中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卓越人才之外，以留日学生为主体展开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对中国的近代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影响而言，首先，留学生们通过翻译介绍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书籍，将新的思想和学说传播到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他们把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用汉字创造的大量词汇，例如:哲学、物理学、经济学、不动产、仲裁、出版等等，反过来输入到中国，并通过翻译出版活动普及了洋式的制版印刷技术，促进了中国印刷出版业的近代化；此外，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教育改革，不仅确立了中国最初的近代教育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批的新式学堂，留日学生回国以后有很多人从事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