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留学的兴盛

日本留学的兴盛，是在进入20世纪、清政府展开“新政”以后。在此之前，日本留学派遣规模较小，但由于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官费学生，所以大多数成绩非常优秀。专门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把这一时期称为“少数优质时代”。

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变法自强”的维新运动，但在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不幸百日夭折。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赔付巨金、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直到这时，清政府才被迫实行开放并向西方学习，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新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有军备强化、实业振兴和教育改革。

作为“新政”重要方面的教育改革，其具体内容有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废除(1905年废除)、近代学校制度的创立(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教育宗旨”的颁布(1906年)、以及义务教育的试行(1907年)，等等。当时的教育改革是以日本为模式的。例如，《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校制度由小学堂到大学堂的21年学校教育系统(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或大学予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以及师范教育系统(初级师范学堂5年和优级师范学堂3年)和实业教育系统(初等实业学堂3年、中等实业学堂5年、高等实业学堂4～5年等)构成。这与1900年的日本学校制度大致相同。原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阿部洋在《近代中国教育和明治日本》一书中，对照了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学校制度，指出: “根据(清政府官员的)奏折，本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在立案过程中，是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官员在广泛调查了各国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斟酌取舍而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章程，然而实际上，除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之外，看不出这个章程里有曾经参考其他国家制度的迹象”。④当时教育改革当中对日本的模仿不仅限于学校制度，也反映在教育方针上。1906年发布的“教育宗旨”中就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口号，这也是学习了日本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尚武”的提出是受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影响。这一宗旨的起草人严修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曾于1902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考察，并著《壬寅东游日记》记录了在日本的见闻。⑤

随着“新政”的推进，需要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材，但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旧的教育，还难以适应培养新式人材的需要。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留学迎来了兴盛时期。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下面列出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每年的日本留学人数。⑥

1898年 77人 1899年 143人

1900年 159人 1901年 266人

1902年 727人 1903年 1，242人

1904年 2，557人 1905年 约8，000人

1906年 约6，000人 1907年 6，797人

1908年 5，217人 1909年 5，266人

1910年 3，979人 1911年 3，328人

兴盛时期的日本留学和初期留学相比，有以下特点。一是不仅有官费生，也有很多自费生；二是学法政和师范的人占压倒多数。后者是很多留学生根据国内教育改革的要求，以回国后在新式学堂执教为目的而到日本学习师范的。从弘文学院初期毕业生(1902～06年)的构成来看，学速成师范的学生占62.5%。⑦

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女子赴日留学。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在1907年，而一部分女子在此之前已开始前往日本留学。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女性当时仍处于脚裹缠足布、深居家门内的境地，便可以知道女子留学生们追求自由和新知的勇气是多么值得称赞了。尽管留日女生的人数仅有男生的百分之一，但她们通过杂志宣传女子解放以及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和成绩，却非常卓著。革命活动家秋瑾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日本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留日学生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比较高。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反日斗争中，留日学生作为一支活跃的实战部队，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相比之下，欧美留学生当中的科学家比较多，而留日学生中则涌现出了较多的政治家、军人、文学家及艺术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界名人中，曾经留学日本的，前者有65人、后者有25人。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