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大体上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曾经用过这种策略，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虽然这被证明不甚成功）。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类似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

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在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是不言自明了。不然的话，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大队清军的进攻？用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后来的《北京信札》中就曾说，“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很大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躲也躲不过，诺贝尔也由此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的话，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