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礼花降落伞 父亲要我们交到军务处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他是开国上将5级干部，月薪有430多元。后来毛主席带头减薪只拿4级工资以缩小贫富差别，其他领导干部纷纷仿效，父亲也主动减薪拿342元。

我们家有6个孩子和一个养女，上有姥姥，父母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所以生活并不宽裕。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孩子多，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他家的生活水平也就刚够温饱。困难时期，陈司令的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一个月两条中华烟，4斤猪肉，4斤黄豆。当时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里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猪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各送了一些，让大家改善一次伙食。”

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时，为了首长的休息和安全，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一个包厢(里面有四个软卧)，秘书们按规定只能坐硬卧。但是父亲总是让秘书们一起坐包厢，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一笔开销。

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员后不久，就主持制订了规章制度，要求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的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替他代领工资的秘书就去问财务。财务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车，是他让财务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来回走路很累。有次她生病发烧，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结果，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评。

1963年我随父亲去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便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焰火晚会，在观礼台上捡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礼花降落伞，便兴高采烈带回家玩。父亲知道后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硬要我们马上把礼花降落伞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着说:“陈司令要求你们也过于严格了。”

“文革”中，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他上将军衔的肩章拿到我的抽屉里保存。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最终把肩章收走交给了军务部门。

抗战时期，父亲曾经缴获日本军官一块18K金的怀表，为了便于指挥打仗，上级批准给父亲使用，父亲一直随身带着。妹妹陈小琴看到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总是揣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就想要父亲这块怀表。父亲依然是老一套，说怀表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写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