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郑庄人郑喜昌、刘丙焕及郑发子女称，宋美龄也曾召见过郑发。召见那天，是用小汽车把他接到一个庭院里，隔着一道竹帘由宋美龄垂帘问话，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召见就算结束。

宋美龄、戴季陶都不能将郑发劝回，蒋介石便在郜子举等人的呈文上批了个“戴笠处理”。蒋介石既没有承认是真，也没有说是假，该怎么处理，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戴笠把郑发优待在了白公馆。 1943年秋，襄城县县长李峰来到白公馆看望郑发。郑发与李峰早有相识，当年郑发在部队中任连长时，李峰任连部书记官，兼做郑发的文化教师。此次李峰到重庆是参加全国县长集训的，当时，河南大小县的县长70余人，参加集训的不足10人，李峰能够参加据说是蒋介石特别提名的。据李峰之子李汉超来信说:“河南省推选我父去庐山(应为重庆--作者注)集训，结束时蒋介石召见各学员(即县长)，一般人召见时间两三分钟，见见面握握手即告退，当蒋召见我父时，问你是哪县的县长?答河南襄城县。蒋闻之当时立刻惊讶地'哦'了一声说，襄城是许昌的邻县吧?答是。据后来我父亲对友人 (最要好的朋友)谈到当时情景时说，蒋对许昌特别感兴趣，表情也兴奋，问了许多襄城的事，总是把话题转到许昌。这次谈话，时间长达半小时。这次蒋的召见，还是破格的。”李峰参加集训后，即被调任许昌县县长。李峰安排郑发儿子郑双喜任许昌县国只兵团挂名副官，每月只领饷不办事，李峰还在国民兵团的花名册上，给郑双喜改名为“义国，”，意指同蒋介石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排行。

1944年春节刚过，重庆方面以郑发名义写给家人一封信，并附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请郑发家人来重庆“团聚”。1944年旧军集结20万大军于黄河北岸，欲南下侵略，许昌是黄河南岸平汉线上的第二座城市，此时危在旦夕。在这关键时刻郑发母女被接到重庆，不知是蒋介石还是戴笠的安排；但毕竟，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在大战前就知道敌方作战意图的。郑发一家人在重庆不久，即被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据当时曾被关押在息烽监狱的黄彤光(建国后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著文称:

“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郑家的生活津贴，郑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大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他们娘儿俩也送来了。他还认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

当时郑发不仅可以大骂蒋介石而不被禁止，还能够神秘地帮助革命人士。当时郑发一家同“小萝卜头”一家关系就相当融洽。1987年韩子栋(《红岩》中的华子良，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和宋振华、宋振镛兄弟(小萝卜头的哥哥)曾来许昌会见郑发子女等人。韩子栋曾为郑喜云题词:“喜云同志:解放前你在息烽监狱中你的表现很好，老战友韩子栋一九八七年五月”。韩子栋还说:“当时的郑发家，已成了息烽监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站，尽管当时郑发一家并不知内情，但监狱外的许多国内外重要新闻，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站传进监狱的。”

抗战胜利后，郑发一家在戴季陶的劝说下“衣锦还乡”。

四

郑发认亲回到许昌，给地方官员们攀龙附风带来了良机。到许昌当天，许昌县县长宋珉，灵沟镇镇长王天木等人便亲自到车站迎接；三天后，又由专员吴协唐出面在专署中为郑发举办了宴会。不久，郑发被安排为许昌县候补参议员，由认亲前的一介平民成了风光满城的人物。1946年11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儒来许昌询问郑发的生活。但是郑发并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他心中想的依然是希望能够见蒋介石一面。

1946年12月，郑发乘火车到汉口，又转乘轮船来到了南京。郑发先找到位于糯米巷的河南同乡会，由郜子举等人请来文笔高手，帮郑发写了一封既简明扼要，又含情脉脉，使蒋介石看了也不会大伤脑筋的信函:

主席钧鉴:敬禀者，窃郑发，年六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光绪廿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到民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同学敬请，崇安!民人郑发拜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