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文史精华》杂志

一部《金陵春梦》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对蒋介石身世之谜的关注。蒋氏祖籍在河南许昌还是浙江奉化，似乎后者已成为定论，实际上50多年来学界和民间还是有些争论的。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朱绍侯教授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几点看法:“(一)承认蒋介石的祖籍除奉化说之外还有个许昌说；(二)不能否认郑绍发千里认弟的历史事实；(三)奉化说、许昌说都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而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与'烛影斧声'一样成为千古之谜，但总比隐讳一说、强立另一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一

据考证，郑发系河南省许昌县河街乡(当时称灵沟镇)后郑庄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4月23日，兄弟排行老二，因按祖谱“魁”字排行，大名郑绍魁，因小名叫发，后叫郑绍发，亦称郑二发。哥哥郑大发早年夭折；弟弟小名合成，又名三发子，比郑发小3岁，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九月。郑发父亲郑福安，约在1891年于贫困中去逝。母亲王采凤(与奉化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只一字之差)，河街半坡铺人(一说是小王庄人，因民国初年王家家败无人，已无从考证)。

据郑发本人和其女儿郑喜云所言:光绪十七年 (1891年)，许昌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到八九月间，郑发一家决定外出逃荒要饭，因郑福安体弱多病，便留家看守门户，王氏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开封。他们走后不久，郑福安去逝。

到开封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采风成为从奉化到开封经营益泰盐行蒋老板家中的保姆。一年多后，蒋老板原配夫人去世，不久同王采风成婚。由于郑发不如弟弟合成聪明机灵，在家中很受冷落，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节过后离开蒋府自己谋生。郑发曾干过学徒、巡警，后在部队中又从士兵逐步提拔为副班长、班长、特务长、掌旗官、排长、副官、连长。到1921年部队被冯玉祥缩编，郑发解甲归田。其间在1904年，郑发曾去开封蒋府，可惜已是人去房空。从此，郑发再没能见到母亲和弟弟。

二

郑发回到许昌后，在家种田为生，过着平静的生活。1929年10月，蒋冯大战爆发。为稳定战局，蒋介石到河南督战，并在许昌停留，召开军事会议。据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回忆，他和蒋介石秘书邵力子来许昌，曾亲眼看到蒋介石带领几名卫士离开火车站，向一处村子走去。河街乡知情的老人说，当时曾有一个军官带领一队卫士来河街找郑发，并停留休息了片刻，因郑发恰好外出，失去了“手足相会”的好机会。著名作家李建彤(长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也曾回忆印证:当时许昌最大的餐馆“万福楼”老板牛万清与她父亲李福顺是好友。一天傍晚，牛万清对李福顺说，我告诉你个秘密，今晚老蒋要在我这儿吃饭，河街郑老大 (指郑发)也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宴席又取消了，谁都没有来。

1933年元宵节郑发带着儿子双喜来城里观灯，走至许昌专署衙门前时，发现大门口正中央挂着两幅巨大的人物照，一位是国父孙中山，另一位虽然不知其名，却与自己长得出奇的像。郑发问门口的卫兵，卫兵告诉他另一个人是当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还告诉他委员长是浙江奉化人。这引起了郑发对往事的回忆，他认定当今的蒋委员长就是他的弟弟合成。

同年秋，郑发有了去南京认亲的想法。他先找到许昌专署专员徐亚屏及英美烟公司董事长买办、浙江奉化人邬挺生。二人听过郑发的述说，相信所言之实，立即帮郑发筹备了路费，并由邬挺生写一封信。郑发乘火车到达浦口后，需转乘船渡江。他刚下火车，便被宪兵搜出了邬挺生写给蒋介石的信。宪兵硬说郑发认亲是假，而一阵审讯下来没有什么结果，便没收了他的路费，装进北上的闷罐车让他回河南。郑发回到许昌后诉说了自己的遭遇，邬挺生很是生气，并表示今后回奉化时带上他一同前往。不料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日，邬挺生因作恶多端被人打死。不久，徐亚屏见势不妙也匆匆离开了许昌。因失去了支持者，郑发认亲之事搁浅。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水、旱、蝗、汤(恩伯)祸中原，郑发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清苦。1941年，他请许昌霸陵中学校长贺升平(许昌知名士绅，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建国后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司法厅厅长)到县政府开了张路条，并卖掉两头毛驴作为盘缠，一路跋山涉水去了重庆。

到重庆以后，郑发住在萧家沟门牌82号的王家小店，并将请人写给蒋介石的信寄出。几日后，一个自称是宋美龄使女的马小姐要郑发照一张两寸半身免冠照片寄到一个地址。当时郑发洗了两张，一张寄出，一张则自己留了下来(后在白公馆郑发给了国民党少将师长蒋其远，建国后蒋其远将此照片献给政府)。十多天以后，郑发来到位于大阳沟的河南同乡会，由郜子举、姚廷芳、李肖庭等人帮忙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求见申请。又过了些时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把郑发接到他家中，许以5000现大洋重金打发他回许昌。郑发则说自己来重庆并非为了钱财，只是为了手足相见。戴季陶劝不过他，只好让他回河南同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