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难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东北军内部是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认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仗，对少壮派军官的主张及活动很有反感。国难当头，觉得这样下去将来局面不可收拾，队伍有不好带的危险。在此紧要关头，少数将领如黄永安等以主和为幌子，却暗中向南京输诚。

蒋介石回到南京。致电杨虎城暨东北军将领，要求将西安事变时被扣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三人释放回南京。王以哲认为，既要求释放三人，其余的大员和被扣下的50架战斗机和机组人员何不一齐释放，岂不表示东北军的将领们，是希望团结的，是服从蒋委员长的，这样可以感动蒋介石能早日释放张学良回西安⑷。但不幸的是，一些不顾大体、不识全局的所谓激进分子，竟于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将军杀害了。时年42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月1日深夜，号称主战派的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应德田(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刘启文(师长)、张政枋(总部粮食处处长)、杜维纲(工兵团长)、刘佩伟(炮十一团团长)、何镜华等多人，在陈旭东(总部外二科主管部队调查的)家开会，研究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会上，应德田突然提出，要追查释放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和放走被扣的50架战斗机的罪魁王以哲的责任，并拟定了暗杀王以哲、何柱国诸人的计划。孙铭九、应德田指派卫队团团附贾国辅带队，派抗日先锋队一支队连长于文俊以王以哲学生的身份，到西安市南苑门粉巷胡同王军长公馆“拜谒”王以哲。王正在患感冒，躺卧在床上。于文俊等进屋后，不容分说，拿枪便打，王以哲身中九弹而惨死。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处长宋学礼诸人。这批人接着又到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欲捕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幸经杨虎城及时拦阻，何柱国幸免于死。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即调转枪口，往西安开发。很多官兵，眼睛都红了，要杀凶手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以哲将军报仇。孙铭九等人，惊慌万状，不知所措。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副主席把孙铭九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屠杀的惨事。

王以哲的死，不仅东北军损失了一位有领导能力的核心人物，也破坏了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已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局面。当时苏区和红军对王以哲将军惨遭杀害表示了深切哀悼和痛心。

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以《我们需要和平统一》为题，发表评论，强调:苏区人士对王以哲将军被害，深致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信得军心的将领，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是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大员。此次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颇为正确。他与杨虎城、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刘多荃等将军一道坚决反对内战，而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顾大局，主张同中央军决战并危及王以哲将军，实在令人非常遗憾。

毛泽东、朱德于2月4日联名致电王以哲将军的家属悼唁。电文是:“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方先生家属诸君大鉴:鼎方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方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又新华社消息:周恩来并率领中共代表，亲自到王以哲将军公馆灵堂致祭，深切抚慰王氏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