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王以哲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并蒙批准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现在的老龙口酒厂东隔璧)。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学生队学生有考入高等军校，后来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到台湾任要职的宋长志、王多年、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也有由英、美、法各国军事学校毕业回国的，真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七旅旅歌(寄调满江红)歌词是:痛我民族，屡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飘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摩，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

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在那个时候，东北虽然换了旗，但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所以当时有人讽刺地说:“王老鼎尽出洋相。”也有人说:“王三角(王的绰号，因他一怒时两眼一瞪，正好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出风头。”云云。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最后决定以营为单位，根据各营具体情况和志愿，分别成立各种工厂。当时成立的工厂有:皮鞋(靴)厂、缝纫厂、织布厂、牙粉厂、毛巾厂、织袜厂、手套厂、布鞋厂等等。由各连挑选会这种手艺的士兵，调集到一个厂;同时外请一二名技术人员当师傅，指导业务。我有一个哥哥，他是老振武皮靴厂的技术员，被六二一团第三营(营长朱辉)请去当师傅。我们那营是毛巾工厂(我当时是连长兼负厂内责任)，所需的原材料由我向城内的老天合、同义合等大商店购买。产品除供给本旅官兵需用外，还到市面推销。如当时奉天生产牙粉的只有同昌行一家，生产火车头牌牙粉。第七旅生产的牙粉，质量比同昌行生产的好，而价格却比同昌行的牙粉低。其它的产品价格也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些。一般行商小贩都到北大营开的厂子去购买或批发。各营实行军工制办厂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结算后每营都赚了钱，用途公开宣布，没有发现贪污或营私舞弊的事情，都怕挨枪毙。可见王以哲治军的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