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营围墙内外空地很多，在围墙内的空地和各营连的间隙，经过各营、连自行协商，分种一些蔬菜。围墙外的空地面积很大，杂草丛生，完全撂荒着，因属于营产管理处，经旅长派人与之协商，由旅内统一分配给各营、连。也种上白菜、萝卜、豆角、莴瓜一类的蔬菜。当时各连都有骡马三匹，铁轮大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马草、马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并挑选会种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专负其责。另外每连都养了几口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之责，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一口，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肉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士兵的伙食得到改善，皆大欢喜。由于伙食的改善，士兵“开小差”的少了，甚至几个月也没有一个逃兵。

九·一八事变前，全旅官兵每天进行例行的工作，很少有其他事情可做，驻太平防，大有“马放南山，刀枪人库”之势;各级军官讲究吃喝穿用，摆阔气，毫无警惕性可言。但是驻在沈阳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备队却调动频繁，我们虽有所知，但没有引起注意。认为军队换防，不足为怪。为此，旅长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指出:“日本守备队最近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即沈阳站)的商人也换了军衣，发了武器;朝鲜浪人到处寻衅，各连要严加管束士兵，不得随便外出。各驻地部队要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并指示参谋处拟定相应的防务计划。通过这次会议，各团、营、连有所警觉，有所准备。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官兵都准备按预定的部署进入阵地。但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达以后，张学良被迫执行退却，各级军官只好忍气吞声地挨打，受到惨重牺牲，最后不得不“弃甲丢盔”离开北大营，而置3000万同胞于不顾，狼狈进关。

事变发生后，王以哲在城里即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取得联系，于9月19日早晨，王以哲带领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车去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汇报情况。迨部队到达北平后，王以哲受命积极整顿军队，补充军械、装备，训练士兵，军容稍有恢复。

1932年夏，王以哲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遗旅长缺，张学良将军调卫队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戴联玺(回族)接充。当时戴部驻防河北省密云县。王以哲派他的司机王国瑞开三轮卡车去密云接戴来清河镇旅司令部接任，车行至中途，戴被路旁倾倒的电线杆子打死，乃改派张政枋接充(张当时可能是军分会的军衔处少将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