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王以哲将军的信

1932年1月，蒋介石为了虚张声势，扩大部队编制，在原有旅的番号上，又加个“一百”而改称为师。第七旅改称一0七师。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将入关的东北军约10余万人，以师为单位，组成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等四个军。于学忠兼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为五十三军军长，何柱国为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六十七军辖一0七师、一O九师、一一五师。于同年秋开到古北口、密云县、怀柔县一带。以一0七师占领古北口、青石梁一带，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并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⑶。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摆出抗日的姿态，派出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到古北口接替一0七师阵地。

1933年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军分会委员长，调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到滦东地区(军部驻迁安县榛子镇)，协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在长城各口与日军作战。以后由于“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战役告一段落。是年秋六十七军全部开赴京汉线的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整训。

1934年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全部开往湖北省孝感、麻城地区，曾与红军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接触，所属一一五师(姚东藩)的一个团被红军消灭。由此，王以哲深感红军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5年，六十七军又转调陕北，进出在洛川、肤施(延安)地区，所辖一一O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大、小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师长何立中战死，六十七军主力陷于被包围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以前在洛川、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一0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从陕北红军根据地瓦窑堡回来，见到军长王以哲，传达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王以哲在彷徨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就在于团结抗战了。他毅然决然向张学良将军建议，与红军合作，并令高福源晋见张学良面陈机宜，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政策。

1936年3月间，张学良将军赴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见，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座。

同年9月间，王以哲军长接到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兹将原文抄录如下:

鼎方军长勋鉴: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宣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敬颂公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