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下一次相聚

2月23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有一场会谈。周恩来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握手之后，周恩来准备脱掉呢子大衣，尼克松很自然地接了过去，为他脱掉大衣——当这个镜头传回美国国内时，也轰动一时。“美国政治家比较会利用这种场合”，当时在旁边的唐龙彬等中方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

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并不正常的1972年，周恩来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为破解中美之间隔绝几十载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

2月23日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25日是机动的，“但那时《上海公报》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日了。此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当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21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万到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唐龙彬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约法三章，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险些出了一身冷汗。在杭州，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的《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很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

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与夫人钱行，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周恩来结识。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指定彭迪参加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接待。彭迪的“对手”是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彭迪回忆，“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记者是否有审查，我答复，没有，除非有造谣和诽谤的行为”。另一方面，周恩来特别交代彭迪，要密切关注美国记者每天发的消息，“注意研究他们的舆情”。

在中美双方终于签好《上海公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总理特地把彭迪叫去，当时只有总理一个人在。“他把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我，提醒我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总理还让彭迪参加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彭迪说，因为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就是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宴会，他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不掌握，很被动。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总理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唐龙彬回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很多问题还没谈拢，我们也不能松口”，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总理在送别的宴会上，才开了口。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