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广为人知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那一幕。“当时要谈一个全球和平的条约，当时各个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互相握手、认识，都很友好，看到杜勒斯过来，总理理所当然就走过去，伸出手，杜勒斯看到就走了。当时为总理做翻译的是浦寿昌，我也在场。”冀朝铸说。此事给中美关系投下的巨大阴影，尼克松显然心知肚明。“尼克松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这次握手不是中国主动的，是美国主动的，洗刷了对总理的侮辱。”冀朝柱说。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小块空白。冀朝铸说，他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又“回”到了总理身旁。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的老人特地带我到他的书房，看那张被挂在显眼位置的照片，并叮嘱我，一定要澄清此事。冀朝铸并没有详细解释个中原委，这个小插曲似乎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微妙体现吧。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日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21点到达后，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的专机刚从“空军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说他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天竺机场。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