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转枪口，七万大军开往奉天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现在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 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

张学良苦劝郭松龄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