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

在东京，《民报》经费支绌，章炳麟穷得并日而食，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同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撰文参加和《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孙中山和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支持章炳麟，孙中山对他南来活动也有戒心。因而，没有积极支持。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要求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要求孙中山写信介绍他到各地筹款，孙中山应允了。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过程中，陶成章的行动本来就是迟缓的。直到1907年1月4日，他才成为同盟会员。这时，更对孙中山产生了疑忌，便决计“独自经营”。他和在槟港当教员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准备在南洋大量发展会员。11月，陶成章至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同时，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筹饷。发票正面加盖的是“浙江同盟分会”印；背面，陶成章声明:“光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埋下了伏笔。

12月6日，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不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其后，陶成章准备向各地收款，再次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孙中山没有给。因此，陶成章便去到爪哇泗水，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成立光复会，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泗水光复会成立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新加坡参加者有许雪湫，文岛有李燮和及侨商曾连庆等。由于许雪湫等在黄冈起义失败后群居南洋，对孙中山及其左右采取的善后措施颇多非议，便大力支持陶成章，因此，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

1909年5月，陶成章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等五、六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要求废除南洋支部章程，另订新章，使南洋各同盟会分会直属东京总会。《民报》已于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罪状》要求重开《民报》机关，附设旬报，凡《中兴报》发行的地方，该报都要“踪寻之而往”。《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孙眉在九龙起造屋宇，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孙文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得到了章炳麟和江、浙少数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因此，黄兴也遭到陶成章的攻击。随后，在爪哇的陈威涛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将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

当时，黄兴、汪精卫正在东京筹备续出《民报》。陶成章认为它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陶成章便运动章炳麟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苦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11月6日，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这份传单。11日、27日、 29日，又分三天连载了《孙文罪状》，借机攻击说:“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挽。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与陶成章、章炳麟相呼应，在法国的张继则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