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武器装备是战争的重要因素，随著科技的进步，战争一般已不表现为肉身相搏，而是人使用武器来彼此对抗。陆军武器装备，是陆军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1。在以陆战为主的抗日战争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担子压在了中国陆军官兵的肩上，而官兵们只有依托手中的武器装备才能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陆军武器装备实乃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了获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就得有相应的武器装备，作为正面战场领导力量的南京国民政府（下简称国府）对此自然高度重视。

依据武器装备学的理论，武器装备建设可分为平时武器装备建设与战时武器装备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前为国府平时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建设的具体情况，笔者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6期和第40期发表拙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和〈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分别做了论述。笔者认为:国府成立初期，面对国民政府陆军（下简称国民党陆军）落后的装备状况，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事宜，但由于成绩有限，且面临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国府又不得不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大量引进外国先进陆军兵器，虽然大大加快了国府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府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府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并没有整体性的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观2。九一八事变后，应对对日备战的需要，国府在引进德国制造的兵器和谋求兵器自制方面颇下功夫，但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依然存在，国府最终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愈建设愈依赖外国军火的怪圈之中。国府虽然部分地提高了中国陆军的装备水平，但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国民党陆军装备落后的面貌3。

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国府的陆军武器装备进入了战时建设时期。由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漫长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尽管战时装备建设的目标很明确，即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但国府在不同阶段上的战时陆军装备建设在内容与方法上并不尽相同。基于此，并在综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指导以及战时国内外形势更迭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国府在抗战中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抗战中期（1939年1月至1944年12月）与抗战后期（1945年1月至1945年9月）。这前后连贯又彼此差异的三个时期，为我们后人展示了一幅并不轻松的图景。

二 抗战初期武器装备的损耗与补充

抗战初期，国府举行的具有战略性质的战役乃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得出结论，战前国民党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不抵日军4，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民党陆军的官兵与装备在战场上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中，由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日军的进攻流程大体是飞机、舰炮轰炸→炮击→坦克进攻→步兵冲锋。虽然战前国民党陆军引进了不少先进装备，像专门对付坦克的战车防御炮在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精锐部队中均有所配备，但从实际的战场效果来看:国民党陆军缺少大口径高射炮，加之机枪对空只能射五百米，步枪只能到二百米，对日机多是无可奈何5；炮兵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不能连续攻击日军的炮兵阵地和冲击队形，只能打一阵停一阵，甚至一打完就要迅速转移阵地6；而派至战场的二十辆坦克，又因不能实施步坦协同，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损失惨重，参战未几就被击毁五辆，击伤八辆7。同时，国民党陆军因为训练不足，无论使用轻、重武器，其命中率皆远逊于日军8。

缺少重型装备，国民党陆军便不能对日军实施有力的攻坚作战；蒋介石又要求中国军队实行「固守阵地，坚忍不退」的战术，而低命中率地使用轻兵器与少量火炮来抵御日军空地联合的进攻，结果只能使国民党陆军的抵抗付出更高的代价。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就以「牺牲十人换取敌人一个伤亡」9的比例牺牲了三十万精锐部队，不少国民党陆军部队「甚至尚未发现敌人，即已死伤惨重，参战三、五日即须后调整补」10。

激烈的战事与错误的战术更导致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巨额损耗。淞沪一役，国府战前所积累起来的外国装备尤其是德造兵器几乎损失殆尽11。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仅在十五天之内便消耗了步、机枪弹3,828,027粒、迫击炮弹25,127颗、七五山炮弹（即口径为75mm的山炮炮弹，下以此类推，不另作说明，笔者注）460颗、手榴弹51,720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