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为郅支单于有两大法宝护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康居同汉朝远隔万里，地理迥异，并且是以众多部下冻死于路上的代价熬换的，汉朝不一定有这个远征西域的勇气；第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像匈奴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畜牧业为主，每天骑马放牧，骑技娴熟，在战斗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样迅猛攻击，进攻失利时则急速撤退，来去如风，飘忽无定，其机动优势远非中原农耕文明下的西汉将士可比。用著名汉臣晁错的话形容就是“（匈奴）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不能相比）也”。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然机动性几乎成了悬在中原王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辽、金。汉匈战争千载以后，一个名叫蒙古的北方游牧民族再度崛起，他们从漠北草原呼啸而出，占尽了中国全境不说，其兵锋还向西、向北，一路“兵甲辉天，远望烟火，连营万里”，西征花剌子模，荡平俄罗斯，一口气横扫欧亚大陆，直至饮马欧洲多瑙河，把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

北匈奴凭借天然的机动性优势，等到远方大汉的大军完成动员、进入西域时，郅支虽无胜算，但估计也早跑得没影了。所以，在郅支单于心中，康居与汉廷天各一方，你汉朝在军事上无法对我构成实质威胁，为什么要怕你？派使臣来和谈——笑话！从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拿回来？应当承认，郅支单于的小算盘打得的确不错，但他忽视了一点:曾经将星云集的大汉王朝，难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将了吗？

矫令亦有威

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他仅仅是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在汉朝首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直到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必须说明的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36年，汉王朝在对待谷吉之死的问题上，除了外交手段交涉外，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甘延寿、陈汤所领受的任务是到西域都护正常换防，所带领的仅仅是一支护卫军队，并非大汉王朝的西征大军。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还勒索大宛（西域城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昔日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时领兵数万，尚且惨败还师，士卒仅余十之一二，如今仅凭陈、甘二人手下的这点直属兵力讨伐郅支，显然不自量力。为今之计，只有发挥西汉在西域地区的制度优势——调集屯田戌防兵力，方能一击成功，但必须得到顶头上司甘延寿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