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奔袭三千里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孙子兵法·计篇》有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也是这个道理）。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第三，人和于战。陈汤矫诏发兵，所征集的“多国部队”或为屯田汉军，或为西域诸国兵马，他们对于远征地理行程和北匈奴作战特点的了解，都远远超过从中原地区调来的汉军，利于行军作战。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胡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司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