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名绅千金”浦琼英

1916年，卓琳出生在云南宣威一个富甲一方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原名浦琼英。她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他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年才四五岁的浦琼英曾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世间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

1931年，浦琼英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浦琼英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至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6年，浦琼英抱着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浦琼英乔装打扮，逃出北平，转船倒车，折腾数回，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卓琳。

爱在延安的金秋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性格迥异内心相通

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他们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的。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就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