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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由卓琳计划,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每逢忌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
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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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逃出了北平。到延安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但卓没有回云南,而是去北平读书。1936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9年9月经人介绍和邓小平相识相爱并结婚,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此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邓林、邓楠、邓榕是女孩,这些孩子成年之后职业各异,有画家,有作家还有公务员,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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