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天

春天总是悄悄地来临。

雪地上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黑土。路旁,沟边,雪下流出淙淙细水。空中时时飘下几声"嘎嘎"的雁叫。在树林里,折一根小枝条,也会发现它变得十分柔韧,不似冬天那般脆硬。用斧子朝白桦树的树身砍一下,斧痕上流出一股清亮的水来,吮一口,甜滋滋的。

太阳出来的时间越来越早,阳光也带点暖意了。拖拉机拉着农具开进地里捞雪,促使积雪早融。黑色的大森林包围着的成千上万亩白色田野上,几点红色在缓缓移动,发动机的轰鸣声呼唤着沉睡的大地.

雪化了，到处都是积水。鸟儿叼着羽毛开始做窝，金花鼠在地洞口探头探脑，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奔驰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撒下希望的种子。

天边响起阵阵的春雷,象巨大的车轮在滚动。有时会刮起狂风,吹得漫天昏黄，对面不见人.这种刮风天,为防火,一律不得生火做饭,只好饿肚子.

春雨淋漓,有时是雷雨交加,道路泥泞,翻浆,车都无法行走.

,一下雨拖拉机就下不去地,小麦播种无法进行，却眼看着播种期要过去了。

终于，太阳出来了，地干了，小麦播完了。小苗出土才好看哩！头天还是黑黑的土地，一夜春风细雨后，第二天一早，你就会看到，那无边的麦田象一床硕大无比的绿色地毯，无数的小苗万头攒动，分外喜人。

荒原上充满了生机.遍地都是刚冒芽的野菜,采回来用热水一烫,加点盐,对于冬天几个月没见到绿菜叶的人来说,真是上好的美味。

大田播种后是开荒的最好时节：不冷不热，没风没雨，没有蚊虫。拖拉机拉着大犁奔驰在绿草如茵，百花盛开的荒原上--头年秋天用火烧过荒的，微风拂面，花香扑鼻。你开车，拉动操纵杆，推下油门，铁牛发出低低的吼声，象一头最驯良的牲畜，随你的心，走、停、快、慢；你扶犁，手把起落柄，调整深浅轮，黑色的土浪在你脚下起伏滚动，任你的意，深、浅、翻、扣……

拖拉机翻地的时候常引来大群的乌鸦,有几千上万只,黑压压遮天蔽日的一大片,"呼拉拉"飞落在刚刚翻过的土地里,啄食昆虫,田鼠什么的。乌鸦"刮刮"的叫声好难听,长相也难看,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春天的故事之一

别拉洪河上的残冰象一群小船缓缓行驶。在一道小河岔边,停着一条木舢板,三个男青年正在忙上忙下。

"大刘，撑船！"一个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对另一个瘦瘦的大个子青年喊道，"小王，你也快上来！"一个小个子青年也爬上船来。

大个子摇着船向河心驶去,中等个坐在船里不住地摆弄着什么东西,一边喊："大刘,小心点，别把水溅到船里，炸药湿了就炸不响了！"

"老李，"小个子对中等个喊道："弄好了没有？我可要炸啦？"说着就伸手从中等个正在摆弄的瓶瓶罐罐中拿起来一个。

"你小心点，"中等个拦住他，"这个弄好了，你试试吧。"

这三个男青年是从连队里偷跑出来炸鱼的。春天的开河鱼，味道鲜美，这些喝了一冬天没油少盐，毫无滋味的萝卜汤的知青们，都想尝尝鲜。炸鱼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来灭绝鱼种，二来极其危险，可这几个人光顾嘴馋，管不了那许多了。

小个子用燃着的香烟点燃一个"炸弹"--把酒瓶里装着炸药，再塞进一根雷管外加导火索--导火索"咝咝"地冒着蓝烟，快烧到头了。小个子狠命地将"炸弹"远远丢进水里，溅起一片水花，三个人急伏在船上，等着爆炸。

半晌没动静，中等个拍拍小个子："你不行啊，还是看我的吧。"说着他也拿起一个"炸弹"，"点燃导火索后，不能马上扔，一进水就淹灭了，要等导火索点燃雷管，烧进瓶子里才能扔。"

"我的妈，那多危险，咋知道点着雷管没有？"划船的大刘伸出了舌头。

"你懂个屁！"中等个回头白了他一眼，"胆小别来炸鱼！老子在一师点炮崩石头的时候，你还在家弹玻璃球玩呢。一点儿事都没有，手握着瓶子感觉手心发热的时候，一扔，准炸个漂亮，你们看我的！"说着，他把手里的"炸弹"掂了掂，接过小个子的香烟点燃了导火索。

导火索摇晃着，象蛇一样"咝咝"吐着蓝色的火花一直钻进瓶子里，中等个自信地站在船首，慢慢地感到手心发热了，"准炸起一片肥鱼来！"他美滋滋地想到今晚在小锅里飘起的鲜味，那雪白的鱼肉，浓烈的烧酒……"一定要喝个痛快！"手中突然感到灼痛，他刚刚意识到什么的时候，一声霹雳在身边炸响！眼前滔天的水花和全身被撕裂的剧痛便是他最后的感觉。

小个子和大个子被抛入水中，待他们惊恐万状地从寒冷刺骨的春水里挣扎着露出水面时，他们看到小船已变成了几块破船板。他俩游过去，看到在一块大船板上，中等个已经被炸得四肢不全，满是鲜血的脸上，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水上，一片殷红的血迹里，几条惨白色的死鱼肚皮朝天地随波隐现。

春天的故事之二

15连的指导员何文丽是1968年下乡的北京女知青。她性情豪爽，对工作有一种火热的劲头：扛起成麻袋的粮食能和男知青一样干，遇到问题干讲话，嘴又快又占理，连队里多刁的"刺头"青年也怕她三分。

她从老团调来支援新开荒点已经两年了，她的男朋友也是北京青年，没有调来，两个人书信不断。青年们私下里常议论："指导员又来信了。""是她的心上人吧？""听说人长得挺帅。"

何文丽每天笑口常开，也有时一些调皮鬼"别有用心"地对她说："指导员啊，你身体真壮啊，比我都壮。"何文丽不气也不恼，拍拍胸脯说："咱没别的本钱，就有这付好身板呀。"说着又会握着拳头对调皮鬼挥一挥："你要是不想挨揍，就赶紧滚蛋！"调皮鬼们吐吐舌头，抱头鼠窜。

开春一个月来，何文丽有些精神不振，脸上也少有了笑容。青年们见到她都再不敢胡说八道了，暗地里议论着："指导员怎么了？""家里出事了？""男朋友'黄'了？"谁也猜不准。

一天， 何文丽到80多里外的团部开会的机会去团部医院看看病，医院给开了张转院证明，她又被送到400多里外的师部医院，一去就住院了。

半个月后，传来消息，何文丽死在师部医院了，患的是急性暴发性肝炎。

"咱没别的，就是有一个好身板呀，这是我革命的本钱！"

这是何文丽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恰恰是她的"本钱"背叛了她。

她的遗物被打点起来，装在一个大木箱里，摆在团部招待所的门口，整整一年多没人来动。它在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主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