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时候，袁宠焕的绥靖毛病犯了，当然在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点。他并不想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庭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辨:“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事实上，在当时满人的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八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也只不过十余万，长期与满打交道的袁因何会不知？皇太极以八万攻朝鲜，再加上分驻各地的满兵，守沈阳的兵力确是不多；而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也不过三百余里，何来深入？迫于朝庭压力，拖延甚久的袁终于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五百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带停滞在三岔河，也不知道干什么，从此西线无战事，直至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事后，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七万，却只派出区区九千，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之意非常明显。（《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巡抚辽东袁崇焕疏奏《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三，天启七年三月塘报，登莱巡抚李嵩奏言:正月十四，奴兵八万余众犯抢。《两朝从信录》卷三三，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臣已发水营都司徐永曾先出，张斌良继之，汪翥劲后，各舟二十只，兵士合五百人。……《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而且从八旗构成看，后金为攻打朝鲜倾巢而出也是可信的。

满清的兵力情况:

八旗制度本以五五制为基础的，但后来满人人口增多，打破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的建制，但甲喇仍是由五牛录为建制。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

二， 蒙军八旗: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蒙军八旗的组成为:

1， 正黄旗，旗主阿岱，兵力1356人；

2， 镶黄旗，旗主达赖，兵力1425人；

3， 正红旗，旗主恩格图，兵力800人；

4， 镶红旗，旗主布亦岱（额附），兵力为1016人；

5， 正白旗，旗主伊拜，兵力8090人；

6， 镶白旗，旗主苏纳（额附），兵力960人；

7， 正蓝旗，旗主武赖，兵力860人。

8， 镶蓝旗，旗主瑚什布，兵力913人。

合计:15420人。

在丁卯年，满人的正规兵力只能是比上述数字更少。

这次的朝鲜战事将袁在战略上的短视表露无疑，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注:虏指蒙古人;奴指满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议和自崇焕起，甚至将议和视为袁崇焕战略上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这其实很荒谬，表面上看来--尽管皇太极极尽谦恭之词---而实际上却是笑里藏刀暗伏杀机，和平—并不是野心勃勃的皇太极所渴求的。我很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现在居然还有人信？！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行动上说--皇太极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大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刀口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在皇太极看来只是可供利用的棋子---缓兵之计!袁崇焕此时也做了一件比较天真的事，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很可惜，皇太极并不领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