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模特事件引起军阀孙传芳干涉，康氏担心刘海粟的安全，竟不顾年迈，一日三次赶去美专，劝刘离开（刘庸熙《志存天阁》及刘海粟《忆康有为先生》）。如此输心相待，自能博得弟子辈的终身敬仰。即使政见不同，既有私谊，康氏也便全心爱护。刘海粟的直言敬佩康之政敌孙中山，李可良的坦承其为国民党青岛党部的执行委员（李可良《我印象中之康有为》），虽令康氏失望，政治保护的责任却仍一力担当。与晚年短暂的重温讲学旧梦而得善果相比，1917年的重作冯妇、参与张勋复辟，却在康有为最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康氏并非老悖，作错了事的原因多半还在性情。当年与之分道扬镳、加入讨逆军且对其师颇加斥责的梁启超，毕竟最了解康有为，祭文中回首往事，才说得出如下体贴亲切之词:

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端赖梁氏一枝生花妙笔，康有为的“附逆”才不只是其情可恕，更显示出人格的伟岸。谓之“顽固不化”也好，谓之“独立不迁”也好，其定力确令人佩服。治学则标榜“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从政则为始终如一的君主立宪派，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康氏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比起唯利是图、毫无操守的政客，康有为的不变自有其可爱处，难怪政敌一方对此也不乏美言。后人虽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而孔丘本人心心念念却只在“吾从周”。“从周”可以复古为变革，也可因好古而守旧，因此，康氏的举止仍可谓圣人作派。

而即使只与康有为略有接触的人，对其“好游”之性也必印象深刻。孔、孟的周游列国，“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行踪尚限于九州之内。百日维新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倒使得康氏的游历远广于其一心取法的先圣先贤。晚年常用的一方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一作“六”）十万里。”文字中便充盈着自豪之情。即便留居国内，康氏也不喜株守一地。早年的讲学桂林，一半是为广泛传播思想、培植维新人才，一半是爱此地“山水极佳”（《康南海自编年谱》）。归国后，虽仍有强烈的导师意识，可惜当年的如痴如醉、从者如云已是盛况不再，传道成分尽管大为减少，康氏的游兴却一如既往。人集的《康有为在西安）、《康有为在金州》，以及未人集的《康有为在桂林》、《康有为在偃师》，标题已明白展现康氏的足迹所历，南北东西遍布四方。只因乐于走动，故而“狡兔三窟”。除安家上海，有愚园路住宅一所外，康有为又在杭州筑“一天园”、青岛筑“天游园”两座别墅。其中“一天园”选址于西湖边，风景绝佳；青岛则为避暑胜地，崂山风光亦值得留连。康氏最后之逝世青岛，而非寿终正寝于上海家中，也多少有点象征意味。何况，择墓青岛象耳山，本为事先的安排，康氏的青岛之死，竟是有意为其漫游生涯画上完满的句号。

“好游”的性格根据是“好奇”。以康有为之不甘平凡，说话总要语惊四座，做事力求惊人之举，其出游沿路自然少不了轶闻故事。早年在桂林，于雷电交加之际游兴大发，登望江亭，“观赏雨景，即指示声浪、光浪、电浪之原理”，又率弟子游山，“沿途各摘花在手”（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正是作意好奇的佳话。而晚年哄传一时的“圣人盗经”，便既有新旧文化斗争的背景，也不能排除个性之累的因素。康氏之初心应该还是出于艺术鉴赏家保护文物的念头，而其刚愎、夸张的做法引起陕西人的反感，则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如今查考当年这场公案，即使对康有为全无好感的知情人，如本集中收入的马凌甫、刘安国诸文，均证明南宋刊刻的《大藏经》其实并未带走，康氏“盗经”之说乃是经过夸大的误传。而其后人回忆康有为尝有开博物院的设想，大约占有的欲望之中，也还存着一些可嘉许的动机。

最后，关于康有为的去世，也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身边弟子述其七十寿诞后，即“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又周览庭园，于一草一木，皆加意抚摩，有依依之意。语家人曰:‘吾其与上海永别矣，’”至青岛，“越数日草赐寿谢恩折，写未数行，辄痛哭，写竟告家人曰:‘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并印二千份分送同人及故旧。”（麦仲华函）不数日，即去世，而上距其祝寿之日不足一月。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充满了神圣意味。

如何评价康有为，康氏生前既未有了断，死后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其他不论，只此争说功罪，已足够确立其历史显要地位。而评说的困难，也未尝不与康氏本身的诸多矛盾相关联。最称知己的弟子们已有如下经典性的叙述: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

其矛盾性又因身处“过渡时代”及康氏本人的强毅性格而格外突显。评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本不足为奇。

(摘自《追忆康有为》主编:沈楚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