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启超首发“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之论，继而“通力合作”撰写《南海先生传》上编的康门众弟子也沿袭此说，而谓之“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第十章）。万木草堂当然不是中国最早一所新式学堂，也比不上宋明讲学家的门人成百上千，然而，其间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去世的陈千秋、曹泰不必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门生中，梁启超可算是最知名者，余外如徐勤、麦孟华、欧榘甲、韩文举、罗普、潘博、陈焕章等，也均为近代社会的活跃人物。虽不能完全排除因缘时会的成分，“名师高徒”总有其久经验证的道理。

康有为自行创立的草堂学风，诚属新旧杂糅。论授课内容，则“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三章）。最受欢迎且康氏本人最感兴趣的是讲“学术源流”，至今流传下来的几种讲义记录，均出自此课。论说中国古代学术演变时，即援引西方事例，而突出公羊学说，变法思想自然贯穿其中。设置“乐舞”一课，亦合古代礼乐与西方体操为一体，虽取自新式学堂，却又有传统根据。立“学长”，有学生自治之意；建“书藏”，为公共图书馆之雏形；备札记簿，师生间可自由讨论。凡此，均有益于培植学生的才干，开阔治学的思路。“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同上第五章），故而向后虽流离海外，弟子们均患难与共，从之益坚。康氏的讲学风格也令人着迷，从学者于此多有回忆:

康师每次讲授，必先标讲题于堂上。届时击鼓三通（编者按:因经书有“入学鼓箧”等说法，故以击鼓集众为行古之道。），学生齐集，分东西鹄立成行。康师至，左右点首，乃升座。学生依次分坐，中为师席，两旁设长桌东西向。……康师讲学不设书本，讲席上惟茶壶茶杯，余无别物。但讲至及半，馆僮必进小食，点心、粉面不等。盖康师娓娓不倦，辄历二三小时，耗气不少，故须食料以补充之。……上堂讲授，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草堂学风》）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衷之。讲或半日，滔滔数万言，强记雄辩，如狮子吼，如黄河流，如大禹之导水。闻者挢舌，见者折心，受者即以耳学，已推倒今古矣。

（《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章）

而善用重锤之法，“大棒大喝”，“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也是康氏多得杰出弟子的原因。

此等风采，直至康有为晚年亦不稍改。逝世前一年，康氏又在上海办天游学院，全始全终地印证了弟子们许以“大教育家”的预言。讲学仍是“始则训勉，继则泛谭，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问，则滔滔不休”。甚至“志大言大，好高骛远”也一成不变，“晚年讲学，常有盛气”，“处处欲为第一人，若谓其学某似某，则非其所喜”。其著作之整理、出版，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固然出力甚多；而身后遗稿汇刊、年谱续写，则天游学院门人蒋贵麟、任启圣实在功不可没。假如考虑到康有为晚年已为落伍人物，弟子之忠心却数十年不变，其人非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恐不易办到。早期弟子已以“从古教主”之气象比拟之，故康氏门徒有取号超回、轶赐即胜过孔门诸贤的传说；晚年的康有为更是“从心所欲”，直接道破其教主心思，天游学院虽只二十余学生，在康氏口中则好有一比:“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而东圣西圣又是此心同、此理同，康氏所追步者其实还是已被尊为孔教教主的孔子。

好为人师的康有为，并不满足于万木与天游的坐帐收徒，而更喜欢随处发现人才，充当保护者。由于康氏具有艺术家气质，善书法，喜收藏，对其时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刘海粟、徐悲鸿，便能慧眼识拔，主动收纳为弟子。与刘海粟的遇合最见康氏性格:在“天马会”的联合画展上，康有为因特别欣赏刘作，即“于人丛中遍讯海粟。会海粟至，便呼海翁，极口称其画之雄桀，引为忘年交，握手纵谈若不足”。不仅邀至家中，出其古今中外绘画藏品使刘氏尽情观赏，并且当面提出“非收你做学生不可”的要求。当刘氏问起“我跟您学什么呢”的时候，康有为也毫不谦让，表示要讲书法，而且果真尽心传授，“教同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