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其次，蒋自婚后，在饮食起居方面也一改以往奢靡，自奉甚廉。

据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张国淦的回忆，说他同袁世凯吃饭是“饱欲死”。袁请客大方，鱼肉满桌，且常往客人碗里夹菜，几欲使人“肚皮胀破”。同蒋介石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怎么好意思下筷吃呢？“所以赴他家的家宴是活受罪！”

这种说法当属可信。我曾参观过位于峨嵋山红邨坪的蒋氏夫妇居室以及蒋逃离大陆前奉化老家的蒋氏夫妇卧房，对室内家具布置的平常和一般，我曾问过管理人员，得到是按原貌布置的肯定答复。

最后，蒋在军政举措中，也由以往独断张扬逐渐变为可以听取不同意见来改变统治手法。

蒋在婚前执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独断张扬，招致了党内政敌的攻击。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中，指责蒋“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这虽有派系矛盾、宁汉分裂的政治因素，但联系到蒋以往常有动辄易怒、打人、骂人、辱骂同僚、同事的习性，说他专横，为所欲为，确实切中了他处事方式的要害。

婚后，蒋力图修饬以往军阀专权的形象。1933年听取宋美龄意见，搞了一场所谓“新生活运动”，以“亲民”的姿态出现。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听取胡适等人意见，自1935年起，将一批银行家、报人和学者如张家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等人延纳进政府，授以高职，造成一个“文官政府”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受宋美龄影响，逐渐改亲日为亲英美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变化，除了政治需要外，与宋美龄的关爱、熏染不无关系。宋不仅在生活上对蒋倾心照顾，而且在公开场合，以其端庄凝重、体贴入微，给蒋扎足了“台型”，造成了一对贤伉俪的公关形象。所以抗战初期，《申报》对宋有“相夫贤德”的评语。即使是当初反对蒋宋结合的宋庆龄，在1940年时也说过:他们“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爱他，蒋也真心诚意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可以说，蒋介石的成熟和作为抗日领袖的品性，是在与宋美龄结合之后。就此而言，蒋介石离不开宋美龄。

三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既是蒋介石事业的得力助手，又因此得以施展其个人才能。蒋宋联姻，为宋提供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女强人的机缘。

婚前的宋美龄，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大学毕业后，于1917年回到上海，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工作，表现出良好的工作能力。

与蒋介石结婚后，特别是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以后，她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等方面，为蒋政权做过不少贡献。

政治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1936年化解了“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危机，间接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确保了张学良的生命。

当蒋被扣押后，国民党一片混乱。以亲日闻名的何应钦联合戴季陶等，竟力主张“讨伐”，空袭西安，并电促汪精卫自德回国；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法解决，营救蒋介石。

鉴于何应钦当时任军政部长，怕他遽然下令轰炸西安，宋美龄亲自出面，以第一夫人身份召开黄埔系军官和空军人员会议，指令他们拒绝何应钦可能下达的命令，并请蒋介石的外国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先赶赴西安，居中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