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桦的病历证明及取保候审书

北京记者傅桦的42年人生，2007年6月15日是一道分界线。

此前，这位身为产经新闻部主任的某财经日报中层领导，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策划选题，分派记者，承担重要采访任务，出席各类报社安排的活动。

此后，因为2年前的两篇报道，他从该报北京分社的办公楼下被带到千里之外的长春市看守所，度过了刻骨铭心的28天，历经侦诉审三次取保候审期限的漫长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

这个1993年辞掉四川某地中级法院法官职位到京发展的前法官，这个在新闻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记者，这个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官场争斗的中年男人，丢掉了体面的职位和多年累积的业内声誉，在悔恨和恐惧、愤怒和屈辱中，度日如年。

我开始以为是被绑架了

那一天，傅桦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年来，他始终难以摆脱那种惊恐和屈辱的体验。

2007年6月15日上午10点，傅桦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吉林警方。“他们没有通过报社，直接在办公室楼下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没有上班啊？我说我在家里写个稿子。他们说上次有些材料我们想请你签个字，请你一定过来一下，如果你来不了的话我们去接你？”

此前，吉林警方已到报社和傅桦接触过一次，所以刚到报社楼下，傅就看到有认识的便衣警察跟他打招呼。“他说你别上去了，直接跟我们走吧！我说那还是上去坐坐吧，我跟报社领导汇报一下。他说你跟我们走吧，我说到哪里？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有点犯嘀咕了，这时候就从旁边一辆深色面包车上下来一个人，直接过来说废什么话，赶紧跟我们走，一把抓住我塞进车里。”傅桦回忆。

“我开始以为是绑架！”惊慌的傅桦大叫了一声“抢劫！”恰是这声呼救，让报社保安看到并记住了面包车的牌照。而这时傅桦已被“教育”后蹲在汽车里，400度的近视眼镜已经不见，他用眼角余光观察车窗外景色，似乎是往郊区开。

“这个时候有个特别感动的细节，从我被抓上去后大概过了5分钟，就听我的手机在响。手机已被他们收走，但那个时候我知道这是报社在发信号，一定是报社在呼唤你，当时我心里边已经觉得没问题了，报社没有放弃。”

“这个时候听到他们司机接到一个电话，两个警察说北京市局打来的，原来我这一嗓子把110给惊动了。110打电话查询，发现是公安办案就放过去了。我心里当时也就踏实了，第一不是绑架，第二报社既然已经报警，肯定知道我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