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桦被押到长春的当天晚上，审讯人员让他看了张广涛的录像口供。傅桦知道自己已卷入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的漩涡，局面很难有挽回的余地了。

傅桦最后也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决定书上写的是: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傅桦回忆，张广涛在被抓前约一个月曾到京和他见过一面，谈起过李申已出事，让傅多加小心。傅听说此事后，心里顿觉不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不希望卷进去。”

尽管出事前已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征兆，傅桦还是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长春之行，在两年后会让三个人以极其尴尬的身份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比邻而居。

几天后，傅桦的羁押期限被延长，理由是刑诉法规定的“结伙作案”法定理由。这时他才知道，他这个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直接办理，也就是说，在警方看来，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涉黑”。

彼时的傅桦更不会知道，就在张广涛来京之时，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长春采访此事的报社同事姚春，也已经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实早已在2006年5月从该财经日报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报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当场抓获，被处劳动教养6个月。

傅桦被命令坐在一张审讯椅上，面对坐在对面高台子上的警察，这位前中级法院法官有几分苦涩，他试图调整自己的角色，又时时陷入梦魇一般的迷惘。

他承认先后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帮对方办事、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但这一数额并不能让办案方满意。于是28天的审讯里，傅桦的口供中，这个数额依次变为15000元、15000（25000）元，最后是40000元。

傅试图辩解，又觉得没有用处，“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区别吗？这涉及到你认罪态度老不老实的问题!”

“镣铐的嘈杂声”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桦回忆，进去以后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后，同监犯人马上过来教育，一顿拳头，我就抱住头蹲在那儿挨揍。后来老大说，别打了，先问问他怎么进来的？于是抱着头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老大问，那你这个记者以后还能写吗？我说写是能写，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他们不让你写管什么事儿？我们让你写！我们有什么冤屈你敢不敢写？’我说那如果老大说要写我可以写。‘那行了，都别收拾他了，留在咱们这边可以写写东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书生，因为‘涉黑’进去了，现在居然被黑社会老大救了，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很滑稽的屈辱。”

开始的恐惧和屈辱感过后，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桦，开始习惯和接受这种从未尝试过的新奇体验。牢友们很快就给个子瘦小的傅桦取了个外号“小北京”。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北京”暂时无法给大家“书写冤屈”，于是就发挥他乐观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摆开了龙门阵。

“天天在里边大家都比较憋闷，我采访那么多事儿，就说说北京，给他们讲讲迎奥运。这个时候才觉得人性的东西在逐渐复苏，意识到你不是一个犯人、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行货、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属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种权利，走动也是一种权利。“在那里边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动的，能动就是一种权利、一种享受，所以大家都抢着擦地板。擦地板这活儿牛啊，那简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来以后对人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时候才不是幸福。”

“‘咣铛’一声铁门开启，每一次声音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绝望。铁门响了，里边就有一个人被召唤出去，但那个人不是你。不断有人被召唤，那个时候被提审都是很幸福的，因为提审你可以到外面空间去啊，回来的时候有人还悄悄地高兴，哎，我今天提审的时候又忽悠了三次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傅桦回忆。

“后来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我就要了支烟，虽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带了回来。那个老大可高兴了，哎不错啊，你还想到咱兄弟们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说‘小北京’将来还要写东西呢，不能把他饿坏了。”

放风是最大的乐趣。傅桦回忆，有一天出去时看到旁边一个石台阶隐隐约约有字，也不敢吭声，悄悄地转到那边去，那时候没有眼镜，蹲下来仔细一看，是写得非常漂亮的十个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啊呀，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呀，头上就有两只燕子。每一次我们出去放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么样了，然后一看燕子回来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有小燕子了，觉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后，傅桦被调押到吉林省看守所，这是个主要羁押官员和经济犯的地方，“四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床，有点像那种二星级饭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