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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

直到第七天上午，五十七号楼的院内，来了一大帮人，我一看，原来是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各自拿着长竹竿，围在橡树下，打起树上的橡果子。我跑出来，问林办文史秘书张展和军事秘书倪煜，这些天都到哪儿去了，可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我又问叶群的内勤弥中堂，我想，他肯定知道情况。弥中堂一边打橡果子，一边说∶"你没有事也帮着打果子吧，咱们卖了钱买棋玩。"

第十天，全体林办人员被押送回北京，我背着小挎包走出五十七号楼，一眼看见了李文甫。这个跟随林彪鞍前马后几十年的老保卫干部，双目红肿，颤颤巍巍地站在队伍末尾。我们四目相对，他很激动，很快又镇静下来，目光移向别处。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手臂竟然负了伤，用纱布绷带吊在胸前。

我第四次来到北京。到了毛家湾，那里早已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与林办人员从侧面一个小门被带进大院。这扇门我从来没有走过。

过了一会儿，军委办公厅负责人王良恩进来了，他是我们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老主任，原来跟我就熟悉。他拍了拍我的肩，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以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嘛！"

接着，王良恩对大家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当他念到飞机坠毁于温都尔汗时，我的脑袋轰然而炸，眼前一团黑。王良恩下面再念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了。全体林办人员都颓然无语，大厅里死一般沉寂。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受到这重大事件的牵连，将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凶多吉少的前程。

自从我知道"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后，犹如跌入了黑暗的地狱，看不见一丝亮光，听到的都是鬼泣般的嚎叫。生的欲望彻底泯灭，只有死的念头充满整个灵魂，统治着全部意识。当然，我绝不是想追随林立果而去，做林家的殉葬品。我只感到，自己已没有必要存在于人世间了，而应该安静地长眠在泥土中，永远不受大千世界的骚扰。

趁人们松懈警惕，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简单地洗梳了一番，在心中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便一头撞到房门的铁柄上。无数颗小星星，在深邃的黑暗的世界里闪烁，头顶上那温热的，粘乎乎的鲜血，恰似一条凌空而泻的瀑布，我的生命将随着这条瀑布枯竭而终止。就在我一步步走近死亡的深渊，将要看见上帝那慈祥的面孔时，王淑媛回来了。她见到这场面，惊吓地嚎叫起来。

在医护人员的救护下，我又从死神那儿回来了。我憎恨上帝，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这无辜的灵魂，又一次将我推回纷繁的大千世界来。人们一批一批地进来看望我，给我安慰与鼓励。李文甫站在我的床边，伸出一双骨瘦如柴的手，默默地替我掖好被子。

十一月十日，林办人员从毛家湾转移到北京西山亚洲青年疗养院，继续办学习班。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从亚洲青年疗养院，转移到北京大兴县一个劳改农场。农场四面设置了铁丝网和岗哨，我们除了养猪种菜，主要在果园里劳动。在铁丝网的那一边，是一个刑事犯劳改农场，许多剃着光头的囚犯，常常隔着铁丝网，好奇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怎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海陆空民大杂烩？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对我们这些人做了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留学习班，另行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九·一三"事件中对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张宁，女，二十三岁，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张宁是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中的对象。在"九·一三"事件中，张宁同志属受骗受害的青年。根据主席批示精神，另行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