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

2007年7月11日是邓颖超同志逝世15周年纪念日。7月10日上午10：00，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的赵炜女士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先锋论坛”，以“回顾西花厅岁月 深情缅怀邓颖超大姐”为题接受在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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