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大姐乐于助人，对工作人员慷慨大方

[主持人]：非常难忘的经历。我读了您的这本《西花厅岁月》，同时这本书还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连载，书中提到总理特别喜欢待客，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赶上吃饭时候总理总会热情地挽留。但总理却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道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总理又留客人吃饭，照例还说他请客。邓大姐听了就在旁边开玩笑说：“怎么老说是你请客，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分开算算。”后来，从1964年起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果然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等开销后一个月就所剩无几了。这一这一算，从那以后总理虽然还是总请客，但再留人吃饭总是特别声明：“今天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的，”据您所知，总理和邓大姐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大概是怎么支配的。

[赵炜]：他们两人的工资应该是算高工资。加起来有700多块钱，但是因为他们无儿无女，所以他们的钱用不完。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一部分补助他们亲属，再一部分就是给办公室的同志，包括给我们站岗的战士，比如谁家有什么丧事、喜事，或者受灾。比如河北邢台地震的时候，凡是在我们西花厅的和部队站岗的战士，他们都给钱。我记得那时候一次就给30块钱，当时我们才拿多少钱？他们钱都用在这上面。

[主持人]：总理那时候拿多少钱？

[赵炜]：总理拿400多，大姐拿300多。

[主持人]：邓大姐当时拿的是六级工资。

[赵炜]：对，因为是总理给压了一级。总理从来都是压大姐的。他无论是工资上，还是工作安排上，还是当领导，总理一直在压邓大姐。 邓颖超：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不一定知道。

[主持人]：他们有限的工资，自己无儿无女，就都花在其他工作，包括帮助一些困难的同志身上。您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经常对工作人员常说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比如1964年的时候，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天正好赶上您值班，您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景吗？

[赵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基本已经忙了好长时间，但是像这种事情，任何人都不许说，比如邓大姐都不知道。他和搞原子弹的工程人讲，邓大姐是中央委员，是我的妻子，但是她都不知道。确实我们谁都不能说，因为我值班那天，正好总理看新闻稿，这新闻稿，就是发射成功以后，一定要在新华社发表，外交部往外发，所以那天我值班，总理看完那个新闻稿以后，让我赶快到新华社送给朱穆之，当时他是新华社社长。我赶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好中午吃饭，他看完稿子，我拿着稿子赶快送到外交部值班室，准备往国外大使馆发，在没有见报之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讲，万一要是不成功怎么办？所以当一成功了，新闻一发表，总理也高兴，我们也高兴，这时候邓大姐才知道。他们保密，很严格，总理不会跟邓大姐说，但是要求我们也必须保密。有的时候，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交待我的任务，比如有的同志关起来了，可是因为他没有什么问题，身体不好，保外到医院治病，总理派我去看，总理交待，你去看了谁？跟谁也不要说，跟你的老伴也不要讲。所以值班室的人也不会问我，我就说我出去了，总理交待我事，就走了。

[主持人]：总理去世以后，很多人和邓大姐回忆当年的往事，很多事情邓大姐本人都不太知道这些事情。

[赵炜]：有人见了邓大姐以后，比如你经过的时候，拿来和邓大姐问，大姐说，我不知道，他们都很奇怪，说大姐你怎么不知道。后来邓大姐说，你们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我是中央委员，我是全国妇联副主席，有些事情不该我知道我不知道，不应该我问的我不问。我在他们身边几十年就是这样。包括总理交待我的任务，不让我跟谁说，都不能说。

[主持人]：不仅是工作的要求，也是他们长期的革命工作形成的习惯。您书上说到一个细节，总理每次回家都习惯先在门前咳嗽两声，是在以前形成的习惯？

[赵炜]：是，因为周总理、邓大姐在解放前，长征以前，在上海搞地下党，总理是领导人，邓大姐也在那工作。等到长征以后，他们后来又到重庆，也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几十年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上海，窗台要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要在，说明没有问题，或者这个东西在就有问题了，平常一咳嗽，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像我们也知道，总理回来了。有时候值班，一听车子响了，一听总理咳嗽就知道了，该干嘛就干嘛，有事就请示，这是他们多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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