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眼中的邓颖超：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独特的感情交流方式 字条传递关心 　　

[主持人]：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的深厚感情是人所共知了，您长期在身边的工作一定有很深的体会，我您看的书中说，邓大姐照顾周总理有三种方式：他们虽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夫妻，但是他们交流的方式非常特别，比如给总理打电话催促他休息，或者让卫士去提醒他，更特别地是，他们经常写条子来催他休息。您还记得这些字条当时说了一些什么吗？

[赵炜]：有的字条我并不知道，因为邓大姐晚上写的，我不在。她就叫警卫、值班的卫士把这个条子给总理，她就是催他，你们该休息了，明天还有什么要事，就是这类的。她有的时候睡得早，半夜一醒来一看几点了，恩来同志还没休息，她想写个条子催催，该休息了，因为总理睡觉太晚。所以她的方式就这几种，很特别。

[主持人]：您的书中也摘引了邓大姐当年的一些条子，包括给总理写了一些“打油诗”，让他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赵炜]：注意休息的有很多很多。

[主持人]：您1965年调到邓颖超身边工作，一直伴随到她的临终，人老了都会回忆年轻时候的事情，她也跟您谈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一些生活，包括和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您还能记得当时她是怎么向您叙述这些往事的吗？

[赵炜]：我跟你讲，她平常没有时间讲这些事情。第二，我到那以后，她不大愿意讲。她讲这个干嘛，她很怕，她说，赵炜你将来是不是要写东西，我说大姐，我能写吗？我也没想过。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等后来有了录音机，我就给她录下来，她说，以后你可不要写。所以邓大姐去世那么多年，到她百年诞辰我才出我那本书。我确实不想写。因为我已经帮助一个人写《邓颖超传》，我把资料全给他，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这本书完全靠我自己回忆写的。所以我说，我不会写。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让我写，说你再不写，年龄大了，你不能写了，但你应该写，在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朋友帮我执笔，很多东西都是我写的，他帮着我挑选一些。

[赵炜]：在七几年偶然的一次机会，有一天晚上，我跟邓大姐聊天。我不知道那一次周总理和邓大姐为什么发火，反正两人很不愉快，我一进门，我看总理也很生气，邓大姐也很生气，然后总理要出去开会，就说，赵炜，陪陪大姐，聊聊天。我一听这个，我就进去了，心想大姐生气了，聊什么呢？肯定不能聊工作。我就说大姐你给我聊聊你妈妈的故事吧，你妈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妈妈是很有教养的，又到贫民学校当老师，又当中医，她觉得她妈妈对她教育影响很大。她妈妈的思想很开放，你想想一个二十八、九岁，在旧社会，可以嫁给一个死了妻子有三个孩子的丈夫，这是一个思想很进步的女士。她说好吧，我给你讲一段，当时我拿笔记下了，记完有些东西我看不懂，我有时候就问问她。后来在1987年左右，我和我一个朋友金日英，她是《妇女报》的副总编，我把我的记录稿给她，让她赶快把邓大姐的妈妈写下来，所以我们就写了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她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是不喜欢女儿的，当时就要把她送人，她妈妈说，还没满月呢？生下来一个月，她爸爸居然没去看她的女儿和妻子，因为生的女儿。等到满月看了以后，就要把女儿送人，所以她妈妈说，如果你要把女儿送人，可以，拿起菜刀，你先把我砍了，你再把女儿送人。后来她妈妈力争抗衡，把女儿保住了。所以，邓大姐一讲到她妈妈，特别感谢她妈妈。

[主持人]：包括最后她在1923、1925年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因为周总理还在法国，她和总理确立关系，还和妈妈来商议这个事情，她们母女感情非常深。这段您有什么回忆吗？

[赵炜]：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个名字，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很响亮。邓颖超当年是队长，走街串巷，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当时，周恩来追求邓颖超的时候，周恩来比邓颖超大五六岁，她没想到，为什么？当时总理到法国留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同学，她知道和总理比较要好，那个人比邓大姐长得漂亮，她以为周总理有朋友，她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就给他写信。后来明确和她求爱，邓大姐很奇怪，不是有朋友吗？后来总理就表白了，说这个人到了法国，和她分手了，就因为革命理想不一样，总理是想搞革命的，那个人到了法国受那种影响，就不注意这些了。

[赵炜]：因为当时五四运动，在学生运动当中，总理知道邓颖超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很革命、很爱国的、很有能量的一个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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