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8日，到达北平火车站的宋庆龄受到热烈欢迎。(资料图)

下图: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资料图)

1949年8月，为了争取宋庆龄由沪北上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所录《周恩来邓颖超关于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往来和批语》，为世人揭示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力邀宋庆龄北上而作的长达两个月的努力。“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夫人)北来”

1949年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抵沪当晚，邓颖超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派廖梦醒先行试探。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她才认出廖来，于是笑了起来。廖梦醒对宋庆龄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宋庆龄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虽然如此，廖梦醒看到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当晚，宋庆龄即设宴请邓颖超吃饭。宋庆龄的态度似乎十分热情，但是，邓颖超长期与宋庆龄交往，十分熟悉其特立独行的孤傲性格，所以，在这次宋邓初谈中，双方仅限于寒暄。但是，看到宋庆龄热情的态度，邓颖超初步判断请其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工夫”。

27日，邓颖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抵沪后的第一份电报。电报是发给毛泽东的，邓向毛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求答复“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

7月1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回电答复了邓颖超。他说，宋庆龄曾与史良谈过参加新政协的事，她告诉史良过去香港曾送来毛、周致电，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史良听后力劝宋参加，宋则请史“回沪后与之商决”。据此，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向宋庆龄“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但是参加新政府的事得等她到北平后再说。

周恩来特别向邓颖超强调，史良认为“邓亲往劝驾必成”。他因而要求邓颖超要向宋庆龄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夫人)北来”。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电报中所说的“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的确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尴尬的事。

1949年5月27日，住在林森中路 1803号(今淮海中路 1843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迎来了上海全市解放。对上海解放宋庆龄是满怀喜悦的，在25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上海后，宋庆龄曾兴奋地向长期协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据华东局事后于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以及宋庆龄本人和时在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忆，那天，六○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公馆。当敲门要进去时，遭到了门房的拒绝。门房没有说明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除当面致歉外，还向宋庆龄征询了接管和建设上海的意见。5月31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