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到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惟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地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练。他的父辈们终身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地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本文来源:环球网读书频道 摘自《周恩来》 作者:（英）迪克-威尔逊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