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极有趣味地研究他，因为他在中国，象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一个瘦个子，中等的身材，细小而结实的骨胳，富于热情的又大又深的眼睛，尽管有长而黑的胡须，外表上仍旧不脱孩子气。他的某种动人的吸引力，似乎是由个人的魅力和指挥若定的信心交织而成的。他说的英语，不怎么流利。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有五年不讲英语了。以下是根据我们当时谈话的笔记写成的。

周氏于一八九九年在江苏淮安县一个没落的旧家庭出生。他的母亲原籍浙江省绍兴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周氏过继了给他的叔父。当时那位叔父已在弥留状态，他并没有遗产。周氏的父亲为了使他后继有人，便将恩来送他作为儿子。正如周氏所说:“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婶婶便成为我真正的母亲。十岁以前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十岁那一年，她和我的生母都去世了。”

周氏的祖父是一个才子，在清朝时当过江苏淮安县的官。周氏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周荫良（译音）中过举，但没有当过官。当周氏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父亲便去世了。周氏的养母读过很多书，这在当时的官宦之家是极不寻常的。她喜欢小说及一些描写反叛的禁书，并讲给童年时代的周氏听。周氏的早期教育，是在私塾中由老师教以古文，准备将来应考当官。周氏的两位母亲死后，他便被送去与伯父、伯母同住，那位伯父是在东三省奉天当官的。这时周氏开始阅读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所写的禁书和他所编的报纸。

在十四岁那一年，周氏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满清政府被推翻了，周氏便受到由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的影响。在策划推翻满清的行动中，日本对孙中山是友善的，就是在反对军阀窃据民国的斗争的时候，孙氏仍可以到日本逃难。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氏于一九一七年到日本，在学习日文期间，周氏是东京早稻田大学及京都大学的旁听生。在日本居留的十八个月中，他与在日本有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熟悉。通过阅读及书信，他对于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亦有所认识。

一九一九年，前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张伯苓出任新成立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在张氏的邀请下，周氏离开日本回南开就读。那时候，周氏的亲属们--周氏称他们为败家子--已是极度穷困，不能再负担周氏上大学了。张伯苓给与周氏一份职位，薪金足以维持学费、膳宿费及书费。“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没有得到家里的接济。我的生活是依靠奖学金。在日本我是靠向朋友借债度日。现在，在南开大学，我是《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帮助我解决部分费用。”虽然在一九一九年，周氏因为是五四运动中的南开学生领袖，入狱九月，但他仍完成了大学课程。在那段时期，周氏协助组成“觉悟社”，这是一个激进的团体。其成员后来分别变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邓颖超，周氏与她在一九二五年结婚。）“觉悟社”一直维持到一九二○年底，其中有四个领导人在周氏率领下赴法求学。这是陈独秀所组织的勤工俭学计划的一部分。

周氏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我本人亦见过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

“我于一九二○年十月乘船赴法，在途中，遇到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在法国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放在组织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自然的发展结果。--原注）两年后，我到伦敦去，居留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那里。然后我往德国工作了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二二年派代表往上海，请求加入一年前组成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附属于中国共产党，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中，因这关系而成为共产党员的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当人力车夫，以便组织上海的人力车工人。在反革命清洗时期，他被逮捕，惨受酷刑之后被杀。他的弟弟于一年后在龙华被害（一九二八年）。

“在留法中国学生会会员中，加入共青团的超过四百人，无政府主义者不足一百人，国民党党员约一百人。”

对留法中国学生的经济支持来自中法教育会、蔡元培及李石曾。周氏说:“很多年老及爱国的先生们私底下帮助我们学生，而且并没有怀着私人的政治目的。”在欧洲时，周氏的经济支持者是一位南京大学创办人严秀（译音）。周氏跟一些中国学生不一样，他除了有一个短时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工组织外，在法国他并没有当过劳工。他跟随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文之后，就把全部时间放在政治上。周氏告诉我:“后来当一些朋友说我用了严秀的钱而变成共产党员时，严氏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人各有志！’”

周氏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了三年时光。在返国途中，他在莫斯科稍事逗留以接受指示。一九二四年底他抵达广州，在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的政治部副主任（当他还在巴黎时，周氏已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他又被推举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录自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周恩来纪念集》，斯诺《周恩来的青年时代》）

天津抵制劣货①[指当时输进中国的日本货。]的举动，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②[1919年11月，福州日本驻军开枪打死中国学生的事件。]在南开操场开过国民大会后，商学两界会同各团体组织国民大会委员会，一意办理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很可令人乐观。今年一月初，商界各同业公会，又表示商人自决，对于贩卖劣货的抵制方法，分为三类:（一）运到已经启封的劣货，应将货物种类同数目，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确实后，得在市上销售。（一）运到尚未启货的劣货，应封存不准出售。（一）已定尚未运来的劣货，应去信送还。商人自有此种办法表示后，封货查货的事，遂立刻举行；而去信退货的事，也同时并举。抵制的功效，方期渐渐的实现。不意魁发成竟因学生调查劣货，勾引日人殴击学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一月念九）省公署前的流血惨剧。从此天津的平民运动，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切设施，总不能再如以往的自由了。代表自被拘后，陆续被拘的又有数起，内中情形社会上不能尽知，我们现在把他简单写出，以告关心此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