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们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和议。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惟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次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