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周恩来活跃在校园内外，他参加新剧团，扮演女角登台演出，参加学校演讲会、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既是官费，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然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南开学费，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幸好爱交朋友的周恩来为人诚信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来想要实地了解日本的发展情况，以证明“中国是否可以走日本的社会模式”的问题。周恩来看到日本灯红酒绿的的城市风光，也更多地看到无业大军呆滞的目光。他渐渐否定了“强权”救国的想法。周恩来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东西，枯燥的日语学习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周恩来在沮丧中猛然发现一直未受自己重视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载着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正义的文章，它们犹如排山倒海般震荡着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开朗。周恩来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它特别钟爱。正当周恩来准备应考之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深深吸引着周恩来。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他再也无心念书，决定回国。

刚刚回国，中国爱国学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展至全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为把运动引向深入，他搬进南开校园，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团结一致，还以南开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建立起天津学联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随时报导运动形势，他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得学生喜爱，学联会长马峻称赞说:你的社论真鼓舞人心，这比只站在人群前面大喊一阵有用得多。

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反动军阀强行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学生反抗。经过露宿请愿，代表终于被释放。在胜利返津途中，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学生提议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独立的团体——觉悟社，以便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在正式成立会上提议出版不定期小册子《觉悟》，起草了《觉悟宣言》。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中坚力量。“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

为寻求救国真理，国内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再次踏出国门。赴法之前，周恩来已和国内报纸签定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到法国后，周恩来可以一面读书、一面实地考察、用心写文章。这段时期，周恩来认真辨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后，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光荣地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随后，周恩来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了节省费用，团结进步青年，他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周恩来以卓越的宣传才能担负起宣传工作。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宣传工作、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党的路线方针。“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1923年，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欧洲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国内国共合作的先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服从组织安排，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

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当时国民党已经改组。鉴于周恩来旅法期间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官，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有全新的办校体制，它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然而，很长时间内，由于工作不到位，政治部形同虚设。周恩来到职后，首先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他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并加授课程。他还注重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在军校内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周恩来提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加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周恩来一手开创了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任职期间，国民党一个月发给他几百银元的工资，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周恩来把其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不留余财。周恩来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紧密联系群众，经常与学员们促膝谈心。他用公开讲演，个别谈话等方式，在朝夕相处中“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5年，周恩来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人，参与率领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爱民歌》唱道:“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东征顺利，实不能略去周恩来政治工作的成绩。时隔不久，蒋介石以海军要叛乱为借口，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周恩来遂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

由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才能，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周恩来奉命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