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共和国大审判》  作者: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撰写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在我参加预审工作之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担任王洪文预审组组长，是我参加预审时的顶头上司。有一天，他告诉我说，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曾批评过外交部，让我再看一看有关材料，便于全面了解相关的情况。后来我查看了这份材料，材料中说:“毛泽东主席指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对当前国际局势认识的若干问题大为不满，他的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认为，毛泽东主席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转弯抹角地批评领导外交部的周恩来。此后，毛泽东主席在同江青谈话时，又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并念了他写的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四人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自认为心中有了“底”，所以在接着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一伙人就背着毛泽东主席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们利用控制的报刊等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特别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笔名“罗思鼎”炮制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他们批判吕不韦，因吕是秦王朝的宰相，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这篇文章全文登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在北京先后召开在京部队各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指使她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对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并将1973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联系在一起，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将周恩来打倒，取而代之，篡夺国家的大权。

江青又于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干部大会动员“批林批孔”，会前周恩来一无所知。当江青一伙人将周恩来找到会场时，周恩来一看中央机关召开这么大的会议，但自己事前却毫不知晓，就很伤感地说:“召开这么一个大会，不与我打个招呼，我一点不了解情况，使我措手不及。”周恩来只好坐在那里听江青一伙早已策划好了的对自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指名的攻击。连八十高龄的郭沫若老人，也只得到会听取迟群、谢静宜对他的批判，同时又几次被点名罚站起来。周恩来在一旁爱莫能助。

毛泽东主席及时地察觉了这件事情。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四人帮”。可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我从预审的相关材料中了解到，1974年春天开展“批林批孔”时，上海一些人说，“这是第二次路线斗争，要积极紧跟”。1967年8月，张春桥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积极抓紧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妄图将上海变成他们一伙对抗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堡垒。1970年前后，负责军队工作的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情，将此称为中国的“第二武装”。

“九·一三”事件后，我从工厂“劳动改造”回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军代表分配我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由于在具体工作中接触到一些问题，我提出:“上海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改称民兵指挥部）设立监牢，并行使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乱打、乱捕，甚至可以判决案犯，写了判决书到区法院盖大印，制造冤假错案，这不是又成了第二个公安司法专政机关吗？”为此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批我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我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后来在1981年1月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民兵武装”。

“批林批孔”无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或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场违背历史发展的灾难，更何况“四人帮”一伙还借题发挥呢！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怎么也想不到，会平地冒出这么一个运动来！在“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上，其目标对准的就是那个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周恩来。

1971年，一个神秘的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这个人便是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和叶剑英负责接待和进行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