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段,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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