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铁道部长柯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柯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派别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想杀掉他等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党内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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