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堪称晚清一大悬案。事情的缘由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拿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大开绿灯，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翁同龢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很大的人；同时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失败的必然。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鲁）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张荫桓“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并于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租借胶州湾，租其99年）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