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