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

李鸿章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因此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于是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此建议却遭到翁同龢的反对，翁同龢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9月16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他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作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日军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31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他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11月22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1895年1月10日盖平失陷。14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做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抱佛脚，提出了“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当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的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后，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2月13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22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