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八大”东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